選擇回院研究醫學，也可選擇進入醫學院今後在各州、縣開設的醫館行醫，當然也可以脫離醫學院系統，自行謀生。學員自醫學院畢業後，自動進入服役期，但家中、族中有直系親屬紅白喜事，可請事假三日，須守孝者，準“孝假”最多三年，一般提倡從簡，為三月。所有醫官均可自行申報延長服役，最長為六十歲。最後一條是：男女醫官均可自行婚配，節帥府對此不做任何要求、安排。

這件事安排下去之後，會引起多大反響，李曜都沒空去想，因為還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等著他：河中士紳聯名請願，要求節帥“勿忘根本，重農抑商”。

在後世，從北洋政府開始，聯名請願這種事極少有獲得當局重視的，掛著民主的大旗都是如此，何況大唐？所以李曜就沒當多大個事——在河東我就是這麼幹的嘛，在河中再幹一次，你們激動什麼？何況聯名計程車紳裡面，缺了入股東昇新城建設的幾大世家，看起來應該是不成氣候的。

誰知道這一沒注意，就出現問題了。那些士紳雖然被李曜無視之後看似偃旗息鼓了下去，然而沒過幾天，李襲吉就喝史建瑭一齊匆匆來報，說軍中似乎有人煽動士兵情緒，意圖不軌。

當時李曜雖然吃驚，但卻也非常不解，河中計程車兵待遇可以說是大唐首屈一指的好了，煽動士兵？從什麼方面煽動呢？

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此前河中鎮軍都是本地人，絕大多數祖祖輩輩居住河中，有不少人家中雖然算不得富裕，也還算殷實，這次東昇新城的建設居然將某些商賈與河中的大世家並列為股東，而偏偏除了幾個大世家之外，其餘也算頗有家世的家族卻不得其門而入，無法參股，這讓人覺得節帥根本未曾考慮過重農抑商之事，此次新城擴建令純屬胡鬧。這些家族和那些原河中鎮兵之間聯絡很深，關係網盤根錯節，他們自然有本事說動這些人，在軍中隱隱結派，想要有所舉措。

“逐殺節帥？”李曜心中冷笑了一聲，暗道：“放兩名大商人進股東會，本來就是我故意為之，目的也確實就是要逐漸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重農抑商哼，那是有講究的，我要是像你們希望的那樣一味抑商，那我不是白讀了一千多年曆史？”

事實上從李曜割發斷恩，獨立出代州李家出任河東掌軍械監開始，他就開始想辦法推行鼓勵和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並且帶領河東軍械監身體力行，而這幾年的事實也證明了這條路子是可以走的，效果也是明顯的。關於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政策，李曜穿越前曾經有一次在黨校學習時曾經聽過幾節課，心裡對這件事是有一定考慮的。

重農抑商這種經濟思想，並不是與中國古代歷史與生俱來的，而是有一個從思想到政策的產生形成過程，是一種歷史產物。經濟思想是對經濟發展狀況的反映，經濟思想也是經濟政策的先導，被政府採納並確立為指導經濟工作的經濟思想是為經濟政策，而經濟政策的推行又勢必影響到經濟發展狀況。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狀況之間，是一個動態的相互影響的運動過程。

李曜記得中國古代工商業的最初發展模式有著突出特點，就是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工商業的發展模式是所謂的“工商食官”，即工商業由王朝官府壟斷經營，全部工商業為官營國有。在這一歷史時期，王朝國家既重農，又重工商，不存在主張抑制工商業的思想和政策。如《史記·貨殖列傳》就引《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逸周書·程典》則載周文王也說：“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鱉無不順時”，主張農、工、商、虞四大行業各專其業，共同發展，工商業和農業同樣被視為社會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門類，行業之間也沒有主次重輕之分。

抑制工商的思想和政策，是隨著東周（春秋時期）以後私營工商業的發展而產生形成的，經歷了從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的一個較為長期的歷史過程。自春秋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開始出現與發展，“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就是在官府繼續經營國有工商業的同時，民間私營私有的工商業開始發展，打破了工商業全部由官府壟斷經營的局面，形成官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並營並存的新局面。

春秋戰國時期，民間私營工商業日趨發展壯大，商業貿易活躍，引發了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私營工商業者靠經營工商業迅速發家致富，一則“富可敵貴”，不少工商業者積累起鉅額財富，富比王侯，甚至“擬於人君”，對王朝國家的等級秩序、統治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