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題”，天寶四載（公元745年）沙州和糴糧價，其中粟鬥估27文、32文；敦煌（即沙州）“五穀時價”，其中粟一斗直錢叄拾肆文。按粟價鬥40文，米鬥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價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糧價為開元二十五年的米鬥13文，取沙州最高糧價米鬥60文計算，其糧食陸運車載的最遠距離X為：

60×100＝13×100＋6X＋60×100×1／50＋（13×100＋6X）×2／10

X≈600裡。其中購買糧食成本佔總成本的22％，運費約佔總成本的60％。

第六“題”，德宗時期，關輔之地，年穀屢登，谷價約鬥40有餘，米價約鬥70以下；而淮南諸州，米每鬥當錢一百五十文。若陸運車載，鬥米150文的價格，求百鬥米的最遠販運距離X的計算式為：

150×100＝70×100＋6X＋150×100×1／30＋（70×100＋6X）×2／10

X≈875裡

而揚州到長安的陸路距離最近的也有2753裡之遙。若水運，從長安至揚州2500餘里的百鬥糧食經營成本為：

C＝70×100＋（700×3。75＋300×3。13＋1520×3。13）＋150×100×1／30＝14321。6文

可見，無論水運、陸運，在長安與揚州間糧價差為80文時，不能實現兩地間糧食遠距離流通。

第七“題”，若兩地間糧價差為150文時，能否實現陸路千里販運？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806年），江淮大旱，宣州鬥米價200。假定它處豐收，鬥米50文，為賣出千米200文的高價，其陸運車載的最遠距離X為：

200×100＝50×100＋6X＋200×100×1／30＋（50×100＋6X）×2／10

X≈1851裡；若水運其距離可達5000裡，這是指在沿流而下時。在邏輯上銷售價為鬥米200文時，糧食陸運距離可超過千里，可實際上並不能實現。事實正如李翱所述，當宣州米價鬥及200時，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並無陸運車載米到來。因為水運費用遠比陸運費用低廉，獲利更多。

第八“題”，開成五年（840年），登州蓬萊縣粟米1鬥30文；萊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1鬥50文；北海縣米1鬥60文；青州粟米1鬥80文；禹城縣粟米1鬥45文。登、萊、青、齊4州雖近處海邊，限於唐代海運十分困難，危險萬分，又遠離運河，因此，4州間的交通只能依賴陸路。四地間陸路里程分別是：蓬萊縣至萊州城235裡，萊州城至北海縣205裡，北海縣至青州125裡，青州城至屬城縣330裡，蓬萊縣至青州540裡。

若當時從登州蓬萊縣販米100鬥至235裡外的萊州城出售，其陸運車載的經營成本：

C＝30×100＋235×6＋50×100×1／30＝4577文，即米鬥46文。若獲純利十分之二，所販每鬥米的銷售價至少需要達到54文。而萊州米價是每鬥50文。雖獲利稍少，兩地間的糧食販運還是可以實現的。其中，糧食購買成本約佔總成本的66％，運費約佔31％。

若當時從萊州城向200餘里外的北海縣販糧100鬥，其經營成本是：

C＝50×100＋205×6＋60×100×1／30＝6430文，即米鬥64文。若獲純利十分之二，其異地銷售價至少應在每鬥76。8文以上。而北海縣米價每鬥為60文，故在如此低廉的價格水平上，兩地問實現糧食販運的可能性很小。其中，購買糧食成本在經營成本中比重約為78％，運費約為19％。

若當時從北海縣販糧至125裡外的青州出售，米鬥所需經營成本為：

C＝60×100＋125×6＋80×100×1／30＝7017文，即鬥70文。以獲利十分之二為準，青州米價至少應達每鬥84文。青州實際米價為鬥別80文。在獲利稍少的情況下，兩地間的糧食販運可以實現。其中，購糧成本佔經營本的86％，運費約佔11％。

若當時從蓬萊縣販米至540裡外的青州，百鬥所需經營成本C＝30×100＋540×6＋80×100×1／30＝6507文，即鬥65文。其中，購糧成本約佔經營總成本的46％，運費約為50％。若獲取十分之二的純利，在青州至少要以鬥別78文的價格銷售。而青州米價實際是鬥80文，故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