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主導地位的日本影響。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樣，而且到1　卯7　年為止一直是中國革命者的大本營。共和制的中國在東京上了第一課。正如前文所說，日本對中國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憲政主義的刺激是促進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總體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這很短一個時期內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較之19　世紀的英國、1915　年至1949　年間的美國，或者50　年代的蘇聯的影響更為直接、深刻和久遠。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與中國鄰近，在文化上與中國相似。另一個原因則在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在兩國近代到來的初期，中國渴望學習，而日本則毫不吝裔於教授。而產生這種局面是因為此時兩國還不存在關係國家利益的重大沖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間崛起為強國，這使它不但成為亞洲諸國的楷模，就是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者也為國勢日盛而歡欣鼓舞。強國計劃的初步實現，增強了日本以整個亞洲霸主的姿態領導亞洲各國掃除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勢力、走建設近代化國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對當時的中國頗有興趣，這在主張發展政治文化、擴張日本勢力的領導人們於1898　年建立的“東亞同文會”及其他類似組織的組建綱領中有所體現。在東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國歷史的機構，在當時的日古臺灣也建立了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心，在瀋陽也有由日本南滿鐵路公司支援的中國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這類機構。為了推動日本越過朝鮮與俄國爭奪東亞大陸的計劃，成立於上叩1　年的一個極端愛國主義組織“黑龍會”鼓勵日本探險者以學生、旅遊者和商人的身份向東亞腹地滲透。出於國內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憲改進黨”領導人也不斷要求政府採取更加強勁有力的對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對中國的改良和革命運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在這種形勢下，1898　年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順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護。康有為一度與“立憲改進黨”創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於1898　年短期出任過首相；在日本引起對中國問題興趣的“大限重信原則”就是他提出的。他認為，過去日本從中國接受了先進的文化，現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應當幫助中國維護獨立並實現近代化，以償還日本欠中國的“文化債”。大限重信的繼任犬養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國流亡者中間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一次會面，希望雙方能夠就以康有為為首的激進改良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間的合作進行商談。但是康有為宣告除非孫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則不一與之會面；更有甚者，康有為堅持的自己保皇態度，固執地效忠於他的光緒皇帝。18　卯年，他開始到處活動，在海外華人聚居區建立起他的保皇會機構，並募集資金辦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師不在身邊時，梁啟超一度考慮與孫中山合作，但被康有為及時制止。日本方面聯合這兩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敗。1　義刃年之後，改良派和革命派儘管都因為愛國行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緝，兩個集團卻成了死敵。在這些年裡湧現出來的許多領導人中，有兩位最為人熟知，也為人們研究得最深。

兩位主角：梁啟起和孫中山

梁啟超於19　（　X　）年至1901　年間遊歷了檀香山和東京，並於1903　年遊歷了美國，但20　世紀最初的ro　年裡他大部分時間住在日本。早已是國學大師的梁啟超此時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辯、清晰、有力的文筆在各個方面寫下了大量的文字，這使他成了當時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國學生心中通向世界的視窗。從他先後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稱的變遷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變：1898　年創辦《　公意》　、1902　年創辦《　新民叢報》　，1910　年以後創辦《　國魂》　。1903　年梁啟超年僅30　，但他已經遠遠超越了他的老師。此時康有為45　歲，已經到了不容易改變思想的年紀。梁啟超尊他為“孔教中的馬丁？　路德”和“進化論東來”前的偉大思想家。從他在日本吸收新學時起，梁啟超就開始把中國問題置於世界史的背景中審視。為了給改良運動尋找理論支援，他選取了當時風行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把中國漫長的發展史與各國做比較，他比較哥倫布、達伽瑪和鄭和，伊曼紐埃爾？　康德和王陽明，甚至還把上個世紀他積極參與的“今文”運動比做西歐文藝復興時期希臘學術的復興。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傳統國學的藩籬以外，以近代眼光對發展中的中國歷史做出了重新評價。

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於推行民族主義的普遍教育，他以此為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