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納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歷程。漢語俗語“洗腦”一詞的含義在其他地方只見於古代宗教鬥爭中，其獨特之處在於更為全面嚴謹的組織結構。心理學家能夠說明剝奪人身自由、長期不得安全的環境、緊張再加上過度疲憊和反覆灌輸教條怎樣會使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為了逃避這種壓力，許多人只好服從權威。對作為中國共產黨幹部來源的學生階層而言，這種思想感情的改變是在作為新教育體制一部分的大型革命大學中完成的。

這類教育中心一般擁有喇X　幻名左右的學員，可以被分成一兩百人的班級，並再細分為6　到10　人的學習小組。為期6　個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課程往往包含三個階段。首先是自由討論，許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發表意見。在這個階段學員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共同討淪之後自由交換意見，從而在“思想動員”中公開自己的想法。

第二個階段是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鬥爭。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加強，個人開始感到壓力而惟恐被改造運動拒之門外。學員不僅僅抽象地抨擊社會的醜惡思想，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缺點並全力加以糾正。他可以進行自我批評，也可以接受其他學員的鬥爭，身上任何程度的主觀主義、客觀主義、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或個人英雄主義都在鬥爭之列。各參加者不管願意與否，他們面對鬥爭時都無能為力。很快他就會因為感到羞恥而低頭認罪。這時他已經可以透過認罪悔過和自我批判來接受心理淨化了。

第三階段是服從和新生。一旦學員的思想檢查或悔過書得到透過，他會覺得受到淨化而成為一個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給他造成了強大的情感壓力而只有服從黨的權威，他才能從這種白造的緊張情緒中得到解脫。他必須依靠黨。黨的目標不僅要控制受過訓練的積極分子，它更要改變這些人的奮鬥目標和思想觀念從而提高他們的工作質量。他們不再聽命於家庭和父輩，黨和革命取代了二者的地位。

至於老一輩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西方歸來的留學生，他們思想已經定型，批評、自我批評和悔過並未能徹底改造他們。當北京的教授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腐朽影響時，實際上的效果與其說是改變了這些個人的思想，不如說是讓大眾看到他們站到了新制度一邊。這樣，一個本來可以代表西力一非共產主義影響的階層保持了中立。

中國古代遺留下來的集權主義傳統也可以用來為現代服務、中閏共產黨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理淪聯絡實際列寧認為理論必須運用到實踐中去，這樣不但能夠認識世界而目＿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按照毛澤東的話講，就是：“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儒家學者特別是王陽明，曾抨擊過知行二元論，認為正人君子應當用合乎道義的行為去體現他的道德觀點。濡家的修身即指知在行中得到實現，而行則有助於知的深化，

然而儒家的修身並不是一種群體活動，它強調的是人性有在道德上得到改善的可能。這種中國古代思想認為透過適當的道德教化，可以把人塑造為更為人世的個體。其實個人的修身和群體的自我批評有相當大的區別，但兩者也不乏一些共同之處。延安整風運動術語“古為今用”取得了類似於儒家教化的權威。根據劉少奇的觀點，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必須用“自我修養”來要求自己，學會“反省自身”以服從黨的領導，更為靈活有效地為黨＿〔　作。這樣，原先的儒家思想灌輸個人對家族、父輩和皇帝的忠誠，毛澤東思想則把忠誠的物件換成了人民、黨和領袖。當時學習、引用儒家經典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思想改造主要在少數受過教育的人當中進行，這些人日後成了國家的精英和政府的智囊。在農村的農民群眾中間，最顯著的社會變革是給每人劃分階級成分以及建立由幹部與革命積極分子組成的新領導層。由於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政府的權威，這一地方管理階層取代了以前士紳階層的地位。但是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變革與城市相比仍是慢了一步。

朝鮮戰爭和蘇聯援助

早在1949　年毛澤東就宣稱他的政策是“一邊倒”和“反對金融帝國主義”的。此後，他在莫斯科經過九個星期的艱苦談判，於1950　年2　月和斯大林簽署了為期30　年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但是北京政府似乎並不希望卷人朝鮮半島的衝突。相反，中國共產黨倒是可能有過從國民黨手中奪取臺灣的想法。但由於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制止臺灣海峽兩岸任何一方可能採取的渡海入侵行動，這一想法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