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國對西方的回應受到一種不尋常的非民族主義因素的影響，即承認“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邊境的“蠻夷”領袖合作進行統治。而西方人透過條約獲得諸項權益也成為中國統治階級的一個新成員。這是通商口岸能長期發揮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別無解釋。外國政府插手口岸事務以進行統治，而清政府則繼續在帝國統治的內陸地區進行，在這個意義上，通商口岸確實是半殖民地國家所獨有的現象。海上力量和陸上力量、中外的行為方式和利益在條約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相安無事狀態，而這正是現代民族主義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中國與外國官員各自區分職權範圍，正如商人分紅一樣。中國政府在海關等地方僱用外國管理人員和顧問，同時卻不改變自身的特性，這樣中國在同西方的接觸中立刻就遇到了種種問題。由於缺乏民族主義精神，中國不像日本那樣利用僱用外國人的機會加緊向他們學習，然後撤換掉他們，而是類似在中亞邊境上的一貫做法：如果不能力敵強大的“外夷”，那麼就在帝國內給予他們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利用他們來管理其邊境外的同胞。19　世紀中國的外交關係和在任何時候一樣，都深深受到過去的影響。

結果，反對民族主義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統治的末期而完全處於劣勢。它還足夠強大，可以固守傳統並鎮壓叛亂，同時它又太虛弱，不能領導中國走向變革之路。因此，清朝後期能身處劣勢而同帝國主義列強周旋並取得相當顯著的成功，這樣的外交記錄是非同尋常的。中國利用自身顯而易見的軟弱，激起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野心而相互競爭鉗制。清朝的談判者到處散佈流言，洩露機密。他們顯得飽受驚嚇，無助無依。他們一邊接受條款，一邊收受賄賂。但是中國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識到的更為有效，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第13章　從君主專制到軍閥混戰

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　世紀6O　年代就己經歷了原始革新過程，而20　世紀早期的中國還是在這一過程中徘徊。舊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　年至1895　年戰爭的衝擊後開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結構還繼續存在了15年。

清王朝從1901　年到1911　年間的最終衰亡與其說是一個崩潰階段，不如稱之為一系列新開端的顯現期。體制與社會的轉變早已開始，政治危機只是最後才來到。1911　年前，中國國家事實上已遵循一條循序漸進的重建道路在前進，這條路線在19　世紀90　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傳，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與她的守舊派支持者們在1898　年軟禁光緒帝、逼走康有為後，從1901　年開始繼續推行他們積極進取的改良計劃。實際上，他們別無選擇。義和團戰爭宣告了絕對排外政策的破產，而反清叛亂又刺激了清政府採取實際有效的行動以圖自救。於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共和黨人的革命努力在邊睡地區成長起來，但在1905　年之前是各自為戰的狀態，影響不大，此後也一直只是變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實是改良主義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變革最終還是在中國社會生活中開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領導的這些變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並滋長了離心傾向，這些力量最終將會摧毀它本身。政府出資派往海外的留學生，它在國內訓練的新軍，受它鼓勵在國內設立企業的商人，得到它准許在各省召開的省級諮政會議 這一切都成了反對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圖自拔，結果反而陷得越深。因為這時人們討論在中國建設近代國家，已經等同於在談民族主義，即要求在中國結束滿洲人的統治了。但即使是在這條導向政治災難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並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因為它曾嘗試尋求解決中國近代化程序中的獨特問題。作為一方封疆大吏的張之洞和劉坤一在1901　年出現的民族危機中十分練達地處理好了與朝廷和洋人的關係，既表示了對朝廷的忠心，又安撫了洋人。兩位於1901　年7　月間向皇太后上書，提出了一個與1898　年百日維新時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計劃。在上書中他們委婉地陳述了幾個嚴重的事實：“民意和30　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羨慕外洋的富庶而恥於中國的貧窮。”他們羨慕外國軍隊的紀律，欽佩海關司辦事人員的紳士風度，外國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們歎為觀止。此外“叛黨”的勢力亦日益囂張，革命黨人開始散佈顛覆政府的主張。這兩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條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