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與北京往來訊息，使慈禧太后得以左右逢源。她同時施行了兩手政策，一方面應朝中滿洲大員之請撲滅義和團，另一方面則在駐外使臣和南方官員的強烈要求下，爭取和平。清政府政策的這種矛盾性在北京也同樣表現得很明顯。在圍攻公使館的衝突中有76　名洋人被殺，其他人之所以能夠生還，是由於御林軍某部的官長儘管領兵叫囂圍攻，卻未使用所攜大炮，執行任務時打了折扣。外國聯軍在7　月14　日解了天津租界之圍，8　月14　日北京各公使館也均得以解圍。

西方侵略者按照常規在當地人的協助下開始劫掠早已被義和團洗劫過的城市。這時，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倉皇乘車逃離了北京。慈禧太后在65　歲的年紀才深深體驗到了百姓處境的艱難，人民要安居，要吃飯，要保護自己不受盜匪和無法無天的軍隊的侵害。朝廷逃到西安後，在那裡停留了一年多。此時李鴻章己經77　歲了，人們像往常一樣指望他能力挽狂瀾。他巧妙地同洋人周旋，使他們相信義和團之亂根本不是向他們宣戰，相反，清政府要同西方列強合力鎮壓這場叛亂。儘管德國公使是惟一被殺的德國人，威廉二世卻要求享有任命聯軍總司令的權利。此人於10　月份抵北京，後不遺餘力地侵人中國北部的幾十個城市。這一懲罰性活動延續了6　個月。到1900年末，華北約有外國軍隊4　。　5　萬人，其中沙俄單獨透過一次戰爭早已佔領了滿洲。

1901　年9　月7　日，一位滿洲親王、李鴻章（他於兩個月後去世）和11　國全權大使共同簽定了有關義和團的議定書（即《　辛丑條約》　）。其中要求處決10　名高官並懲罰另外幾百名官員；要求清政府正式道歉；為懲罰士紳階層，要求在45　個城市中停考，其中山西古了一半；擴大使館區，在那裡修建防衛工程並常設衛戍部隊；拆毀炮臺，佔領鐵路沿線各軍隊駐地以確保外國軍隊可由海上進入北京；提高進口稅5　％，以及數額驚人的賠款等等。

英國試圖為貿易和傳教活動改善條件，於1902　年簽訂了商貿條約，但效果並不顯著。不過清政府的某些計劃也證實了是不可能實現的，如廢除阻礙貿易的厘金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幣制、改革某些法律條文以便廢除領事裁判權，以及採用19　世紀70　年代日本現代化運動中所用的方法等等。

義和團起義和《　辛丑條約》　標誌著清政府的對外關係跌至最低谷，此刻統治已經難以為繼。但是，仍未產生能夠取而代之的領導核心。

七、帝國主義入侵和中國的回應

外國對中國的經濟掠奪

1901　年以後，新式的帝國主義統治不僅再限於“勢力範圍”之內，而是擴充套件到了清政府的整個財政結構上來。1893　年中國政府代理機構透過國外渠道借到約25　項貸款。但是欠款全部要以海關收人作為擔保，其金額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中日戰爭的賠款（2　。　3　億兩白銀）大約相當於1　。　5　億美元，1895　年、1896　年和1898　年3　年中清政府從外國銀行獲得了鉅額貸款，但是條件十分苛刻：中國實際得到的貸款會小於面值（例如，是面值的94　％　）　，還必須交付很高的利息，為期長達45　年之久，同時還須按照當時的金銀比價用黃金支付。義和團事件的賠款為4　。　5　億兩白銀（約3　。　33　美元），以黃金支付，年息4　厘，到1940　年本息摺合將達9　；　28　億兩白銀（7　。　39　億美元）。

以上兩項賠款不同於有償借貸，對於中國完全是一種損失。這兩項賠款消耗掉了清廷海關的外貿稅收，而這些錢以前是用來提供軍備和現代化所需資金的。由於物價上漲，1858　年制訂的關稅利率降低，這一本來有限的稅收從而進一步減少了。因此除海關收人之外，還需加上大量各省的稅收、厘金稅及鹽稅收人才能勉強償還賠款。

帝國主義有時確實不像表面上那麼厲害，這可用義和團事件的賠款來證明：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沙皇俄國和日耳曼帝國衰落，英美等國減少了賠款金額，再加上其他變化，實際上中國最終所付的賠款不到原來的1　/　3　。同樣，日本打算透過1898　年4　月簽署的利益均沾協定在福建得到一塊勢力範圍，但是協定並未落實。1899　年3　月，中國成功地拒絕了義大利在浙江劃取勢力範圍的要求。外國19　世紀90　年代末獲得有關修建鐵路的一系列特權，但是從未積極地加以利用。列強未能“分裂中國”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對這種方法還缺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