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學說之間的衝突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朱熹一派肯定了孟子的觀點，認為人性的“天理”自然是純潔、善良的，它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德’的根本。不過，“天命之性”總是受到“氣”的遮蔽而不盡完善，故而需要放棄“私慾”服從“天理”。這樣，教育就變得就一十分重要，“修身”更是必不可少。儒學在宋代理學思潮中發展到了極致，其核心內容融匯了孟子和宋代士大夫的思想。首先，理學對以家庭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該詞首見於《　孟子》　）格外重視。需要指出的是，這五倫中除了朋友關係之外都是權威或服從的關係。其次，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國家被視為是一個大家庭，君主同父親一樣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像孟子所強調的，他必須具有完關的道德。最後是在百官體系和科舉考試中得以制度化計程車大夫理想，即循規蹈矩的德才兼備者應成為社會的表率與大公無私的統治者，並且有責任不憚天威向皇帝進行勸諫。

文化發展的停滯

朱熹死後，他的理學思想逐漸成為一種僵化的正統思想：1313　年政府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其所著的《　四書集註》　作為答題的依據。結果，朱熹的學術和哲學就束縛了中國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理學因此推動了中國前現代時期獨特的穩定、因循守舊型社會的形成。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與歐洲相比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宋代以後中國文化與制度發展滯緩，使得中國在19　世紀時積弱不振，面對同一時期強大起來的西方文明幾無還手之力。中國的這種惰性常常被看成是歷史的悲劇，亦成為後世民族恥辱的根源。不過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對於這一時期的中國人而言，政治與社會的高度穩定，總歸要比同時期歐洲所經歷的生活、思想動盪更為可取些罷。文化迅速變化的西方社會中孕育了當今世界上高度不穩定的文明型別，生活在這種文明中的人，可能也會羨慕中國在13　至19　世紀所享有的和平與穩定呢。

問題是：中國人是如何獲得長達800　餘年的穩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在13　世紀形成了一種平衡，並且在當時的思想、技術條件下達到了完美的程度。這種完美的平衡到了19　、20　世紀，在經受了外界的劇烈破壞和撞擊仍未完全打破。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中國人為他們輝煌的過去而感到驕傲，大約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07章　漢人與胡人：蒙古帝國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13　世紀到19　世紀幾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其間先後出現了元（1271　一1368　年）、明（　1368　一l644　年）、清（1616　一1911　年）3　個朝代，其中社會動盪主要出現在王朝統治的末期，即14　、17　、19　世紀。

不過在這種穩定的統治中有一點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兩代的異族統治者竟能統治偌大一箇中國並且被中國人奉為正朔！中華帝國不僅包括長城以內的農業地區，亦包括位處亞洲腹地（特別是蒙古與滿洲）的邊緣地區。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期，像漢、唐、明3　朝，往往控制了這些地方，但在國力衰敗之時則往往受到該地少數民族的入侵，長城以外的少數民族會佔領並統治帝國的部分地區。不過他們常常借用漢族傳統的典章制度，並透過龐大的官僚機器來鞏固大一統的統治。中國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穩定，部分原因就在於中國能夠容忍異族（尤其在外族勢力強大的時候）的統治並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徵不變。

下表是中國歷史上北疆草原曾經出現過的主要“蠻族”及其所建立的國家：

這些民族在歷史上曾不斷被漢人或繼起的少數民族向西驅趕。早期各蠻族多屬土耳其（突厥）語系，後起的各蠻族多屬蒙古語系。這些遊牧部落在中國歷史上不斷南下入侵中原，從而形成有規律的政權迴圈現象。中國的政治生活無時不受到這些“蠻族”的影響，這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耕地與草原相毗鄰，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都有著各自難以改變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這種差別的根本原因在於降水。亞洲大陸腹地氣候乾燥，只有內陸河，因而無法大面積發展農業。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由於水資源缺乏而人口稀少。“蠻族”地區幾乎是漢人區的兩倍，但人口只是漢人的1　/　4　。因此“蠻族”的力量從何而來便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當“蠻族”進入長城以南時，常常具有軍事上的優勢，那麼這些人的曉勇善戰又是從柯而來的呢？

一、草原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