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侵入該地區，取代蔣系軍，確立了根據地。從此，華北的游擊戰便由中共軍獨佔了。”

對此，也有人反駁說“共黨勢力向沁河河谷伸張，是因中條山會戰後沒有適當的措施。對於方面軍來說，發動中條山會戰殲滅了重慶軍，使過去被牽制在該方面的日本軍得到了行動自由，以後可以舉全力對共軍作戰。”認為這一仗還是合算的。不難看出，這種反駁已是有些勉強和軟弱。與戰前的情況相比，原來佔優勢的意見，這時已變成弱勢。原來不為人所重的意見，這時則逐漸為多數人所接受。因為日本人很快就明白了，打跑了重慶軍換來的那點“行動自由”，遠遠抵不上中共軍帶給他們的“煩惱”。因而，到了1942年，在駐華北日軍討論“討伐”物件時，自然幾乎是異口同聲：打擊中共軍。

既然確定下來要打擊中共軍，那麼，下一個問題便是：重點打擊哪個地區的中共軍。全面進攻是不可能的。因為在1942年年中，整個“華北方面軍的總兵力為步兵約138個大隊。”

兵力是很緊張的。橫山幸雄回憶說：至於是在討論以哪一地區的中共勢力為主要物件的問題上，曾進行過多方研究，結果選定了冀中地區。冀中地區是河北省中部的糧倉地帶，在戰略上、經濟上居於重要地位，中共勢力已經在此根深蒂固，由於該地區已成為對缺乏農產品的太行山區中共根據地供應、培養戰鬥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認為只要扼殺該基地，就會收到很大成效。

從這段話看，當時日本人選定冀中作為這一年“掃蕩”

的首選目標，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第一，經濟的，冀中是華北重要的產糧區，佔據冀中，可以奪取糧食及其他物資；第二，軍事的，佔據了冀中，可切斷太行山區八路軍根據地的糧食供給，從而削弱其軍事實力；第三，政治的，冀中是中共“根深蒂固”的根據地，如能一舉摧毀，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義。

1941年底1942年初，華北日軍佔領區的糧食狀況十分緊張，日方文獻宣稱：當時華北糧食需求情況，主食的自給率（生產對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斷如下：麵粉為53％，雜糧為98％，軍用大米為20％。

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呼叫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

1939年底，華北漢奸政權實業部總長王蔭泰就說：“政治的要訣在於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於有吃，華北政治的先決問題是吃飯問題。”日華北派遣軍第四科高階參謀有末精三聽了這話，“感受很深”，說這話“一針見血”。日本人充分意識到，“沒有糧食，就不能確保治安和開發資源。”

“確立糧食對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礎，是完成各項政策的根本。”為此甚至提出一個口號，叫“糧食第一主義。”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糧食問題就顯得更為重要和不容忽視了。因為沒有糧食，已不僅僅是“不能確保治安和開發資源”的問題，還關係到所謂“大東亞聖戰”能否支援下去的問題。日本大本營要求，華北的糧食，不僅不能輸入，還應設法輸出。對此，戰後日方軍史研究人員，倒是理解得相當透徹，他們說：在此，筆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軍所認識的那樣，華北是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對此要求則比過去更為迫切因此，華北治安戰的政治目的淡薄了。總而言之，作戰目的在於取得和運輸供應日本的物資，確保資源地區及交通線。肅正作戰和警備的任務也都歸結於此。

當年的冀中軍區政委，解放後當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和商業部部長的程子華，也十分強調敵人“掃蕩”冀中的經濟背景。他說：這次日軍對冀中的“掃蕩”（指“五一”大“掃蕩”），是在新的困難條件下進行的。由於長期侵略戰爭的消耗，物資非常匱乏，南洋作戰暫時勝利，使日軍獲得攫取巨大資源的場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練工人，加上英、美實施焦土抗戰，很難開發和利用南洋物資來挽救它目前經濟上的困境。相反，日軍在南洋作戰中消耗沉重，得不償失。所以，日軍目前的物資來源更加短缺，經濟困難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軍在華北的經濟掠奪，就不得不變本加厲，不得不提出“確保華北”作為其支援“大東亞聖戰”的“後方兵站基地”的口號。

敵人要確保華北，須先確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產富饒，是華北主要產棉區與產糧地。軍事上冀中是八路軍晉察冀邊區的平原堡壘，與北嶽山區唇齒相依。

故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