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很感興趣地問這位“滿鐵”出身，在中國待過多年的礦長，如此簡單的防備，如此信任中國人，就不怕中國人進攻或搗亂嗎？這位礦長回答說：礦上拿出相當大的一筆經費，為周圍村莊裝設衛生及其他設施，發展福利事業。結果當地農民很感激煤礦，自然不會來破壞煤礦，而且“一旦發現情況，這些邊緣村莊即向煤礦告急。”這種看不見的圍牆、電網，比看得見的圍牆、電網要管用得多。

岡村寧次聽了“不勝歎服”，稱讚說這真是“名副其實的日華合作模範地區”。岡村寧次還總結說：“我視察了幾乎全部煤礦及其他企業。這些廠礦的經營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識別。至於警衛工作，因處於敵國境內，又在共匪猖獗的形勢下，不能掉以輕心。”“視察華北全部廠礦後，發現負責經營管理的人們採用兩種不同方式。一種是在敵國境內辦企業以安全為第一，因而全力加強警衛；另一種是掌握附近民心，謀求日華共存與間接進行警衛。前者佔多數，經理人大多是初次從國內來華的公司高階職員出身；後者佔少數，其經理人以在滿洲和中國有多年經驗者居多。”

“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岡村寧次是明白這個道理的。他當然“讚佩後者的作法。”不過，他在讚賞軟刀子殺人的同時，並沒有忘記揮舞硬刀子。

3月下旬，岡村寧次來到石家莊，召開聯隊長以上軍官參加的軍事會議，部署對冀中的“掃蕩”。這次會議十分詭秘，至今仍不得其詳。但據各方文獻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據戰後日方出版物披露，“掃蕩”冀中，雖說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來，但那時日華北派遣軍的參謀人員正熱衷於“西安作戰”，進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資等倒都有詳細的計劃，而對冀中的“掃蕩”，遲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詳細專案在內的作戰實施計劃。”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莊會議上，岡村寧次和他的部下們，不太可能討論“掃蕩”冀中的具體細節和作戰安排，倒很可能討論這樣一些問題：進攻中共軍還是重慶軍？進攻中共軍，又以哪一地區為主？採取什麼戰術為好？在1941年已予“共軍”一年的“掃蕩”、“蠶食”，“共軍”勢力已下降的情況下，在太平洋戰爭已爆發的形勢下，在1942年，為維持華北“治安”，是繼續打擊中共呢，還是轉而進攻國民黨軍呢？據日華北派遣軍情報主任參謀橫山幸雄少佐回憶，當時大家一致認為仍應以中共軍為主要作戰目標。對此“方面軍內部並無任何爭議。”與會者中，大概還有人記得去年的教訓。1941年2月，日中國派遣軍決定從華中抽調第十七、三七三兩個師團回師華北後，日華北派遣軍立即討論如何運用這些部隊，結果，“方面軍第一個目標選在晉南的重慶軍，這是由第一軍發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戰。”多田駿說，這次作戰的目的“在於消滅和掃蕩蟠踞在晉豫邊區的中央軍主力，消滅其在黃河以北的勢力。”並希望“擴大和利用這次會戰的戰果，藉以確保華北安定，並加強對重慶政權的壓力。”當時也有人提出，“華北方面軍的主要任務是剿共，現在把年度的第一個目標選定對重慶軍，”這合適嗎？因而，他們建議，“對於殘存的重慶軍可以置之不理，應以全力剿滅中共軍。”但當時這種意見未被重視，大部分日軍將領和參謀人員認為，“晉南的重慶軍牽制著日本軍三個師團，首先將其消滅，日軍即可自由行動，那時候可以全力對付中共軍。”當時國民黨軍在晉南中條山一帶，有26個師約18萬人的兵力。為此日軍調動6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及1個騎兵旅團主力共約5萬人，把從華北新調來的部隊及在華北能蒐羅到的機動力量幾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軍分三路進攻，至6月15日，國民黨軍近20萬人，有10萬人被俘，2萬人投降，日方認為這次作戰“實施了徹底的包圍作戰，達到了消滅敵軍主力的目的，收到事變以來罕見的戰果。”取得“赫赫戰果。”然而，“中條山會戰以後，在新佔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面，治安反而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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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冀中開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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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北派遣軍第二科參謀山崎少佐，本來就反對進攻中條山的國民黨軍，這時見結局果然如他所料，不由半是悲傷半是埋怨地說：“作為蔣系中央軍擾亂治安基地的中條山脈據點，的確受到重大打擊。但是這個所謂‘擾亂治安的遊擊基地’，實際上有名無實。拿它與共黨系統相比，它的活動是極其差勁的。然而，當蔣系軍受到打擊失掉其根據地時，使虎視眈眈尋找機會的共軍立即將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