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擊總隊四個連和縣區地方武裝，就地堅持鬥爭。”主力部隊實際上只留下一個團左右的兵力，其他主力都被迫轉移了。如當時人所講，如果一個地方變成敵人的地盤，那就叫“進不去”了，且進去了，也“待不住”了。1941年4月底，呂正操曾帶人到十分割槽去檢查工作，雖還不致於進不去，但已是相當困難，且確是“待不住”了。他從十分割槽返回的路上，在蠡縣潘營村，還遭到敵人合圍。當時情況萬分危險，呂正操說：“當我從村西口衝出去後，警衛連還沒有衝出來，和我一起的只有警衛員吳天增、軍區敵工部長趙濯華。”幾乎成了光桿司令。“幾匹馱著檔案和行李的馬也跑散了。”

就在這樣的形勢下，6月10日，日偽軍以兩萬人的絕對優勢兵力，對十分割槽僅剩下的一小塊地盤開始大“掃蕩”

“敵人封鎖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線，首先由西而東地掃蕩，經容城、定縣，渡大清河，一直向東推進到天津近郊，再拉轉頭來，從東向西掃蕩。”

日本人像壓路機似的在十分割槽根據地反覆壓了兩趟，然後就進入所謂“細碎分割”階段。到處安據點，修公路，挖壕溝，並在每一個村子實行“強化治安”。呂正操說，敵人“每搜尋一個村莊，都是強迫群眾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嚇、利誘和叛徒指認等辦法，逮捕、屠殺我政權幹部和地方武裝人員。另外，還把大批青壯年抓到據點裡，百般拷打，沒有口供的，以‘八路軍頑強拒供’加以殺害；招認了的釋放回家，以推行其惡毒的‘自首’政策。這樣逐個突擊，持續了一個多月。”

透過這一通折騰，“我十分割槽主力部隊大部分轉移到平漢鐵路以西的北嶽區，農村黨組織大部分被敵人摧毀，經不起考驗的不堅定分子，有的畏縮妥協，有的叛變投敵。”“至此，我十分割槽大清河北幾乎全部變成了敵佔區。”故而，日本人認為他們這次“掃蕩”是很成功的：“我作戰部隊，6月10日開始行動，逐步壓縮四周的封鎖線，6月中旬消滅了新城附近朱佔魁（時任十分割槽司令員——引者注）的據點，取得了極大戰果。”

十分割槽淪為敵佔區後，日本人鬧得就更歡了。在大清河北，“敵人五里一個據點，三里一個崗樓，又以公路連線起來，群眾下地幹活甚至日常活動都受到敵人監視。各村普遍建立了偽政權。漢奸特務橫行霸道，任意姦淫勒索，打人、抓人、殺人，強迫抗屬定期報告，晝夜不能關門，任敵人藉口搜查，肆意侮辱。”整個一個人間地獄。

聽當地的老人們說，當年要是晚上走進一個村子，到處死氣沉沉沒半點生氣，到處黑乎乎地沒個亮光。可有的人家門上卻掛著紅燈籠。這些掛紅燈籠的人家，就是抗屬。“跟個公共廁所似地，是個人就往裡闖，過的什麼日子！”在敵人的高壓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衛團”，每天晚上輪著班巡邏，見了八路就鳴鑼打鼓報信。否則，“窩藏與掩護八路者殺無赦。”12歲以上，不論男女，都得隨身帶著身份證。

日本人還強行把雄縣以東劃為“小麥模範區”，霸縣以北劃為“棉花模範區”。實行“夏糧夏交，秋糧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誤。大批棉花、麥子，被敵人掠奪去了。實事求是地說，日本人此次“掃蕩”，至少在短時間

內達到了他們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多田駿策劃的這次針對十分割槽的大“掃蕩”，很明顯地可分為三步：第一步，先儘量“蠶食”我根據地，將我方的迴旋餘地壓縮得愈小愈好；第二步，集中優勢兵力，鋪天蓋地地大幹一場，一次解決問題；第三步，安據點，修公路。以武力強迫百姓建立偽組織，捕殺共產黨。最終實現所謂的“王道樂土”。

岡村寧次對多田駿這一成功的“戰果”真是欣賞極了，他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行動來表明的這一點。1942年的“五一”大“掃蕩”，簡直就是多田駿組織的這次“掃蕩”的翻版。只是規模更大、部署更周密、手段更殘酷罷了。岡村寧次到任後，除了繼承多田駿的一套做法，學習其經驗外，還忙於加緊對各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掃蕩”，併為配合日軍在其他戰場的行動，於1941年10月，集中一部兵力打過黃河。忙得不可開交。整個華北日軍，彷彿上滿了發條的機器，運轉不停。又彷彿一群擁有一隻更健壯、陰險的頭狼的狼群，活動更頻繁，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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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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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文獻記載了當時駐紮在冀南且“被110師師團長稱為模範大隊的”

步兵第140聯隊第三大隊在194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