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門走漏風聲；得找那種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獨門獨院，靠近村邊的人家。當然最重要的一條，要找對抗日有較高認識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紅了，太紅了也危險。據說這種人家，“僅饒陽一縣就有一千幾百個，”而一旦敵人發現某家“窩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殺，房子財產可能被燒被毀。”真是血海般的干係啊！抗日的幹部，受傷的戰士以及幹部的家屬，就都是這樣靠“救命戶”生存了下來。甚至連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也是住在“救命戶”，一住一年多，學了一口安平話。

婦女們向地道內送飯這些素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盡辦法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勞，幹部們則幫房東干點活，幫孩子學點文化，親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戰戰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兒子”西村、津田、吉岡等人後，邁著一雙小腳，走了三十多里，到關係家打聽西村等人走後的情況。解放後任石家莊專署專員的韓啟民，剛有一月9元的津貼費，就想起老房東，買些東西寄去。她說“實行工資制後，我的工資也多了，每逢過年過節，我都捎幾十塊錢給二位老人，從未中斷過。”直至近些年，當年的老房東雖已過世，但與他們的子女還一直有聯絡，經常像親戚一樣走動。抗日干部與百姓如此血肉相連，令日本人頭痛不已，日華北派遣軍作戰主任曾在談話中說，冀中“軍隊、農民混成一片，組織極為堅強。”日軍41師團參謀鈴木重雄中佐也說：“冀中之戰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戰。”

不過，不管是住在自己家裡也好，還是住在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堡壘戶家裡也好，因為鬼子、漢奸到處亂竄，仍不免鬧些玄事：韓啟民老人曾回憶起這麼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戰爭進入最殘酷的階段，黨內個別不堅定的人脫黨了。分割槽文建會有一個人就是因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饒陽縣三區的一個村莊，地委讓饒陽縣委副書記李太轉給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個脫隊幹部做動員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當天傍晚，我就出發了，與我同行的是三區區委書記喬民。為了縮小目標，喬民在前，我在後，拉開老遠的距離。

我那時是女扮男裝，頭上扎個白頭巾，個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崗村南邊，迎面來了一個人，又高又大，40歲左右，面帶一副兇相，與我擦肩而過。這個人大約過去了三四步，啪地轉過身來，厲聲說道：“站住！幹什麼的？”

我迅速用手槍逼住了他，反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這時，那人也用手槍逼住了我，說道：“你是八路嗎？”

從問話中，我料定他是敵人。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想來個先下手為強，扳動了槍機。萬萬沒有想到，子彈臭在槍膛裡了，沒打響。那人見我先發制人，連忙對著我也扳動了槍機。巧得很，他的槍也是個臭子，沒打響。他怕我退膛再裝子彈，我也怕他退膛再上子彈，於是，他抓住我的槍頭，我也抓住他的槍頭，在一起扭打起來。從路南的打穀場邊，打到路北的房根底下，又從路北的房根，打到路南的場邊，不分勝負，難解難分。在滾打的瞬間，我瞅了一眼喬民，他還大踏步地向前走，我高聲喊道：“老喬，老喬，有特務！”

喬民聽到我的喊聲，急忙趕回來。我對喬民連聲喊著：“他的槍不響，沒有子彈。”在距我和特務六七步遠的地方，喬民朝著特務開了槍，喬民的槍響了，但子彈卡殼了，沒有打出來。

那特務一看他們是兩個人，忙不迭地爬起來跑了。如果韓啟民是一個人遇到這個特務（據說是九分割槽部隊的一個司務長，是個叛徒），如果那個特務子彈沒卡殼，如果喬民的子彈打出去了，但不幸打中了自己人，那麼沒想到三個人居然都是臭子，真是玄之又玄啊！老人們告訴我們，那個年月，比這更玄的事情也有的是，有的說，一次屋裡沒洞口，卻誤以為有洞口，一有情況，敵人都快進屋了，這還沒找著洞口呢。有的說，一次敵人都上房壓頂了，屋裡還不知道，還在那不緊不慢地印報呢

既然說是玄事，那就是說，最終還算萬幸，沒有出事。可在許多情況下，恐怕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藁無縣三區一位抗日干部蒲小偏，被敵人抓去後嚴刑拷打，1942年12月27日，日本人把四肢傷殘、血肉模糊的蒲小偏用馬車拉到趙戶營村東頭，四周架上機槍，幾個騎兵圍著亂轉，中間圈著三四百被日本人趕來的百姓。百姓們都認識蒲小偏，看到年僅24歲，從小幹農活，一副好身板的蒲小偏被打成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