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能把印度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

我和柯里頓碰過面。他研究過我的檔案。1952年的一個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歐思札路38號找我聊天。他說，他讀過我在倫敦的活動記錄，想見見我，以瞭解更多有關林豐美等共產黨人在倫敦的情形，以及他們對新馬學生的影響。我把對林豐美的看法告訴了他，也對他說共產黨人在倫敦不大可能影響新馬的受英文教育者。與此同時，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對在布達佩斯舉行的青年節的懷疑。我說，我的弟弟金耀參加青年節只是為了好好度假，他〃對政治的興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後，我發現自己這個說法被收進了政治部的檔案。

這一回我是到羅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頓的辦公室見他。他很坦率。他說沙末是個聰明的馬來人，非常活躍，是一流的活動家。我問他沙末是不是共產黨人，他答說〃是我所見過的最聰明的共產黨人〃。聽起來案子自然是沒什麼希望了，然而他繼續說道：〃但是人們會成長，想法會隨著閱歷日深而改變。影響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會見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師都得到這個便利。那是個工作日的下午，20分鐘的航程很愉快，隨後是從登岸碼頭沿著小路和階梯走20分鐘到島的北部。在蒼翠的老淡布蘇樹之間，散落著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腳樓。離四周軍營似的用鐵絲柵欄圍住的鴉片戒毒所不遠，一座浮腳樓也圍著帶刺的鐵絲柵欄，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營的警衛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蘇樹下放了一張木桌和兩把木椅，我在那裡等候。一個印度警衛到浮腳樓裡帶一個馬來人過來。這個馬來人個頭中等，身材修長，有點瘦，特別是臉部，走起路來步履敏捷。他戴著墨鏡，八字須修剪過，一顆門牙斷了，看起來有點陰險。他煙不離手，看上去激動得很。

我告訴他，是否被釋放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會繼續成為共產黨人。假如是的話，多半會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釋放後他顯示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以後可能就不再理會他。他發出一陣狂笑。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個被拘留的共產組織成員。他們決心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們有信念，有力量，為了事業能忍受窮困，是什麼心理、什麼心態和什麼動機使他們這樣做，我那時一無所知。

沙末案子的審查是在法官的辦公室裡進行的，不許宣揚。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馬來亞共產黨黨員，也是馬共屬下組織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領袖之一。我申述說，他基本上是個反殖民主義者和馬來民族主義者；作為馬來人，他接受不了由華人領導的馬來亞共產黨的沙文主義號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給法官和兩名陪審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麼話也沒說，審查不到20分鐘便結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幾個拘留人士獲釋，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過鐵絲柵欄看到蒂凡那時，他戴著一副角質眼鏡，只穿短褲和日本式樹膠拖鞋，一點也不討人喜歡。他又矮又胖，好爭吵，顯得憤世嫉俗。當沙末發現我注意蒂凡那時，他告訴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師公會的職員。沙末說：〃在拘留期間，你很快就能分辨誰是弱者，誰是強者。〃蒂凡那是強者，靠得住。我當時想，也許如此，但我不喜歡他的好鬥樣子。過後不久，新加坡教師公會到黎覺與王律師館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絕不了，但並不熱切盼望著設法把他爭取過來。接下來我再遇到柯里頓時，他向我介紹了蒂凡那，證實他憤世嫉俗，忠於共產主義，而且有決心。

這個時期我們一小組人，吳慶瑞、杜進才、拉惹勒南、貝恩和我五個人，一直在歐思禮路我家的底層飯廳開會，討論成立政黨的可能性。飯廳是西曬部分，因此又熱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兩扇門全開啟了，還有風力很強的風扇在天花板上轉著，仍舊悶熱得難受。如果說空氣叫人昏昏欲睡，我們卻精神煥發。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里的一夥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憲制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產主義運動吸進去。我們也需要他參加，因為他可以讓我們跟說馬來語的世界溝通，透過《馬來前鋒報》向馬來群眾傳達我們的觀點。

經過兩次會議之後，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為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為，如果內部核心只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