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太平、銅陵。江蘇蘇州、鎮江、松江，浙江湖州等地的勞工聯合會便向僱主提出了增薪要求。

經過長達半年的艱苦談判，終於僱主方與勞工聯合會達成協議，根據各行業增長不同，勞工分別增薪一成到三成。

大明官府對這種集體談判和勞工聯合會卻是極力支援的，因為已經明白制衡道理的大明中樞需要勞工聯合會這一強有力的組織去制衡擁有巨大財力和社會影響力的大工商業主。經過上千年的傳統教育，大明文官們從骨子還是對那些唯利是圖的工商業主們不信任。

而且整個大明文官集團和軍事集團透過養老基金已經與大明的工商業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為了自己的利益，大明的文官集團和軍事集團也不願意看到大明工商業出現動盪，這是因為勞工聯合會擁有一個大殺器…集體停工權。

根據《大明勞工會制律》，理事會在集體談判未果時，可以召開勞工聯合會全體會議，勞工們可以參加，也可以數十人授權一人參加，或者透過郵寄方式投票。一旦勞工聯合會全體會議半數透過，該勞工聯合會下屬的所有勞工可以停工三天。而且還可以向當地按察司提出申請，申請十天以上的停工。

按察司接到申請後，如果覺得僱主方的確毫無誠意進行談判，會裁定允許勞工聯合會進行十天到三十天的停工；如果覺得僱主方有誠意談判，則駁回勞工聯合會申請。

儘管按察司很少會裁定允許勞工聯合會十天以上停工，但是為了平息勞工們的怨氣，穩定市面，按察司會做出一些有利於勞工方的裁定，如允許勞工聯合會進行五天的停工。

而勞工聯合會還有一個權力，那就是每月可以進行一次為期三天的停工，這樣一來，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市面動盪，於是大明文官集團和軍事集團就會透過各種手段和途徑給勞資雙方施加壓力，讓他們回到談判桌上來。重新恢復市面。

集體談判權除了增薪之外，還有其他內容，如提高勞工福利待遇，增加勞工勞動保障，以減少勞工得職業病的機率。而集體談判則由理事會聘請的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主導。而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又非常樂意參與其中，因為一場增薪談判成功的，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可以獲得例如勞工兩個月增薪額總數的報酬。一個勞工聯合會至少有數千勞工，兩個月增薪額總數該是多少？所以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恨不得勞工聯合會天天向僱方要求增薪。而根據《大明勞工會制律》，受勞工聯合會委託的律師事務所和會計事務所有權查閱相應工商企業的財務賬簿，僱主無權拒絕。而查閱到企業財務賬簿的會計和律師自然清楚僱主賺了多少錢，為勞工爭取多少利益是為合適。會計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本身就負有職業保密的責任，他們平日裡為眾多工商企業服務，非常清楚其財務和執行情況，自然要遵守為企業保密的責任。

當然了，《大明勞工會制律》也不是單單偏向勞工一方，當企業出現經營問題，利潤下降或者虧損，僱主方也可以聘請律師與勞工聯合會進行談判，要求減薪或其它措施，以便讓企業能夠恢復。這時，僱主方就成了“保護”的物件，而勞工聯合會也必須考慮一個問題，如果不減薪和採取其它措施。一旦企業破產清算，勞工們將面臨失業，因此也會做出適當的讓步。

可以這麼說，大明弘文院法學研究所一直認為《大明勞工會制律》是一個法律制衡的最佳典範。

而上海的勞工聯合會勢力在大明也是排在前列的，所以劉浩然選擇在這裡進行奉議會試點。

按照劉浩然的構想，上海縣按照區域分成十五個選區，而每個選區按照人口的多少比例，分配一名到五名奉議員的名額，直接由符合選舉資格的選民進行不公開投票選舉出總計五十二名上海縣奉議會奉議員。

在選民資格上，劉浩然又耗費了一番心思，最後決定先做一次最普及的選舉。發現弊端後再進行修正，凡是上海市年滿十八歲，擁有戶籍和一年居住時間以上的大明國民均可參加。

至於選舉程式，劉浩然回憶另一個世界各色各樣的選舉，再結合這個時代的實情，制定了一個初步的框架。首先奉議會選舉由上海縣法務局承辦，先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宣傳，解釋選舉細則和規則，號召選民參與。第二步就是審查選民資格，劉浩然在考慮中有些犯難，按道理是按照戶籍進行認定，但是目前大明流動人口非常多，所以劉浩然就加了一個一年居住以上的規定，按內政部門居住申報來認定。

第二步是候選人登記，候選人如果決定參加奉議員選舉，可以向法務局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