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了。現在的大明已經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只要舉措得力，保持繼續快速發展是沒有問題，但是地方官府的重心必須做出調整。

“姜愛卿，朕明白這裡面的問題。不過地方官府還是要以民生為本，至於發展工商，自有省司和中樞調控。只要地方將各種民生安置好，百姓安居樂業。再發展教育，修建橋道，運轉暢通，自然會有人來設工廠，開商貿。”劉浩然斟酌了一下詞句道。

姜允愣了一下，立即意識到這可能意味著大明中樞對地方政策的轉變，當即答道：“回稟陛下，臣也一直認為，地方官府當以民生為本，不能以營利。官府是替陛下牧萬民，不是工廠商社。”

看來這位知府也是一肚子意見，此前只是迫於整個大明的整體環境，只好跟著做，現在有了機會，他自然會向皇帝陛下闡述自己的意見。

劉浩然不由讚許地點點頭，這話說得好，地方官府是為百姓服務的公益性機構，不是以賺錢為目的的商業性機構。如果一個地方官府、一個學校、一個公立醫院都想著如何賺錢，那麼他們如何有精力去實現其設立的根本目的…為百姓服務、為百姓提供教育、為百姓提供醫療。

如何去賺錢，不用你官府去說，有頭腦的百姓自然會知道去探索。你官府沒事插一手，這也包攬，那也控制，名義上是保證百姓的基本民生。但是這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因為你一旦成為商業機構，你不可避免追求利潤最大化，因為這是這些官辦工商企業主管最大的政績。當這些官辦企業追求利潤和保障民生相沖突時，在政績這個巨大誘惑下，地方官員如何選擇，劉浩然覺得自己有坐在椅子上的屁股想都明白。

而這些官辦工商企業擁有強勢的行政權利和資源，據有強大的排他性和支配權，這不是壟斷是什麼？這不是與民爭利是什麼？

所以劉浩然覺得，官府最好的辦法就是從這些利益中脫身出來，由球員變為裁判，手持律法這柄利劍，便可以最大的為民做主了。例如浙江現在最大的鋼鐵廠是官辦的，為浙江一半以上百姓提供農具、日用鐵器等鋼鐵需求。如果改為私營，過兩天它要漲價了，官府必須審查，因為這個時候官府最大的政績不是鋼鐵廠賺了多少錢，而是百姓的民生。如果百姓因為鋼鐵漲價而產生不滿，從而引發社會不安定或者上告，絕對是當地官府最畏懼的事情。因此，官府在審查過程中會核對你鋼鐵廠的賬目，嘿，你的管理成本這麼高，難道要算到價格裡去嗎？這不行，你如果非要漲價，我可以去江蘇聯絡一家管理成本不高，價格更低的鋼鐵廠，鼓勵他們進入浙江經營銷售；或者說，你小子利潤已經高達三成了，還想漲價，沒門，根據大明反暴利條例，你不但不能漲價，還必須降價半成。

劉浩然也知道這只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想法，真要去實現，必須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精力進行配套，不過劉浩然覺得，只要找到弊端，就有改進的機會。

劉浩然暗自想了一下，發現自己還是有“先見之明”，此前憑著“感覺”制定了一整套合適的制度，如稅賦高度集中，工商業賦稅就不用說了，一般百姓最大的田地賦稅也是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繳納田地賦稅的糧食由運轉部設在各地的糧倉進行保管，而管理和統計則由國內稅務局進行。每當秋收時節，運轉部下設的各糧倉在各鄉設點，國內稅務局也會遣人過來。國內稅務局的稅務人員只管稱秤、記數和發放完稅憑證；運轉部糧倉人員則負責清點、裝載運送和入倉，然後兩本賬簿，糧倉一本，國內稅務局一本，隔段時間就盤點一次。而這個時候，也是廉政公署、都察院各地機構和監察局最活躍的時候。

國內稅務局和糧倉人員聯手貪墨的事情也不是沒有，關鍵是一個“犯罪成本”的問題，劉浩然信奉的一句話是沒有完美的制度，但是這套制度必須是最大可能防止和發現問題。國內稅務局人員的確是可以大撈油水的好職位，所以按照國內稅務局的內部規章，一個稅務人員在一個地方不能連續待兩年，兩年過後必須換地方，而且去向是隨機的，可能你今年在安徽收田地賦稅，後年就可能去江蘇收工商稅。諸如這樣的制度，就是要提高犯罪的成本，人員一交接，總要把舊賬理清楚，否則你新來的人員就要背黑鍋了。這一清理舊賬和交接，就極有可能發現隱藏的問題。

而且由於大明非常重視賦稅問題，在這方面制定了非常詳盡完善的律法和制度，稅務人員分兩類，一是隻管收稅的，二是隻管查辦稅稽的，就是專門查辦偷稅漏稅的，加上一整套制度，具備財務和稅法知識的稅務人員無論到哪裡都能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