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學，便將其與古希臘的邏輯學相提並論，他在墨子“別同異，明是非”的基礎剖析了墨子辯學的精髓。墨子認為人們運用思維，認識現實，作出的判斷無非是“同”或“異”“是”或“非”為此，首先就必須建立判別同異、是非的法則，以之作為衡量、判斷的標準，合者為“是”不合者為“非”這種判斷是“不可兩不可”的。由這一思維法則出發，墨子進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維方法。他把思維的基本方法概括為“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而思維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觀事物間的必然聯絡，以及探求反映這種必然聯絡的形式，並用“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表達出來。

王宜循用墨子辯學與古希臘邏輯學相對比。認為墨子其實已經提出了假言、直言、選言、演繹、歸納等多種推理方法。因此，王宜循認為這應當是大明發展科學技術的基礎。

最後。王宜循大聲疾呼，夫明文人不能再閉目自大，尊獨拘泥，而是應該不分門別地學習春秋戰國先賢們的精髓。吸收泰西、印度等文明的長處，以創新精神開創屬於大明的新文明。

王宜循的文章可謂是打響了復興百家的第一槍。一時引起無數的波瀾。理學派的文人當然會氣急敗壞地進行反駁，痛斥其為“異端邪說”有辱聖人，甚至有江南文人要求監國的太子將王宜循從弘文院革名。

但是劉煥章自從上次被江南派當槍使後已經謹慎很多，一時沒有表態，後來又看到劉浩然的嫡系一太平派一窩蜂地湧出來支援王宜循，而且還發表了窮髮韓非子法術勢”法學和荀子的“性惡論”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太平學派的文人們對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即有批判又有接受，然後又和性惡論結合在一起，提出一個國家和社會必須建立秩序，而這種秩序由於人性有惡，所以光靠自覺的道德去約束無疑是讓狼牧羊；必須用法治。“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意思也就是說，聖人治國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一國之內為善的人不計其數；使少數作惡的人不再作惡，天下便大治了。君王治國，是依靠眾人的力量並使那少部分作惡的人除惡。所以不要老是著眼於提倡好的道德，而應致力於建立防止作惡的法律條文。

看到這些太平派學子們出手了，劉煥章也意識到什麼了，於是便保持沉默。於是那些江南學派的文人只好自己出手，與王宜循代表的北方學派和太平學派爭鋒相爭。

看到劉浩然將手裡的報紙放下，端正和色地看向自己，劉煥章瞄到了那版報紙上的標題，心裡咯噔了一下，然後趕緊言道。

“父皇出巡一趟，天恩廣澤，只是看上疲憊很多，父皇當保重龍體。”劉煥章斟酌著詞句說道。

“疲憊是有的，不過收穫也很大。不談這些，你這些月監國，可有收穫？”

“回稟父皇，兒臣到今日才明白父皇建立大明基業的艱辛。兒臣只是監國數月，已經覺得力所不及，而父皇卻將大明治理愕如此興盛，這份操持。兒臣今日才深深體會。”

“豐人云。治大國如烹小鮮，聽上去好像很容易。實際這其中掌握火候卻是最難的。”

“當年我與三位義兄在定遠起事，手下有數百號兵馬，開始時為如何管治這些人頭疼不已。我乃草民出身，又沒有讀過什麼書。怎麼知道這治理之道。後來我想到了一個笨辦法。”

聽到父皇在傳授自己的治理心得，劉煥章不由打起十二分精“；心聽權來乃不管是誰哪怕對劉浩然不重理學有意必，口萬依然敬佩他幾乎是白下這麼大一片江山，還將其治理得十分興盛。

“我先去當一名什長，只管十餘號人。這個時候我覺得遊刃有餘。我只需要用心琢磨這十餘人的喜愛優劣，對症下藥，一一讓他們對我心服口服，自然便得到了擁戴。成了合格的什長之後，我就提拔自己當哨長，管三什人。這是我覺得有些吃力，因為多了二豐多號人。還有三個什長。我現在不能時時去直接管治士兵，而是必須要關注什長。”

“於是我就教三個什長怎麼樣去管好各自手下的十餘號人，如何當一個合格的什長。

教好之後，我再去與士兵們交心。知道那什什長當得好，那什兵練的不錯，這一什將是我這一哨的主力，而那位什長將是我最好的助手。”

“接著我再去當隊正，我再教各哨長如何當一個合格的哨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