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敢推翻東南亞的現狀。這些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阿部任期的前幾個月，這些事件引起了東京的恐慌，人們擔心儘管有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美國最終會加入英法一方參戰。由於無法應對新的國際形勢，阿部內閣於1940年1月14日垮臺。

緊接著，選定繼任內閣的工作又在忙亂中開始。內大臣湯淺徵求了包括德高望重的西園寺在內的重臣們的意見，但首先是聽取了天皇的意向。在裕仁的堅決主張下，由他寄予了極大信任的預備役大將米內組成了下一屆內閣，也是在裕仁的要求下，畑留任陸軍大臣協助米內。為了緩和陸軍對於任命海軍軍官作首相的批判，裕仁還在此時批准提升東條英機中將任陸軍次官。

裕仁從一開始執政，就在政府高官的任命上起了積極作用。每當這時，他或是強加條件，指示接受任命的首相必須如何如何，或是指派某人擔任特定的大臣，這樣他們就可以透過此人控制這個部門。事實上，由於裕仁和他的顧問們堅持介入繼任內閣的選定，結果是動搖了政黨內閣制的穩定。如今，隨著中國戰爭的拖延和歐洲外交步伐的加快，他越來越多地介入這類事務。天皇是自己主動選擇干涉政務的，而且他還有意識地向公眾隱瞞了自己的干涉行為。當陸軍上層出現了新的要求，要與德國結成軍事同盟，使日本成為反英美集團的一員時，裕仁繼續對此進行了抵制。他堅持主張，政府應該集中力量迅速結束跟中國的戰爭，除非是為了抗擊蘇聯，否則日本不宜與德國保持更密切的關係。

米內任首相3個月後，從4月起，德國侵略了西歐，完成了8個月前以征服波蘭為開始的國際關係的劇烈調整。歐洲其餘的獨立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落：挪威、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及法國。法國在堅持到最後一刻的英國軍隊撤離後，幾乎未經軍事抵抗就落入德國之手。一夜之間，東京的地緣政治觀點發生了變化。漫長的3年來，日本的指導者們一直被鎖在他們自己發動的對中國戰爭中，看不到軍事或政治上的勝利。納粹在歐洲的勝利為日本奪取英國、法國和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現今，德國控制了從歐洲到蘇聯邊境的大部分的歐洲資源，並準備入侵英國，因此，依靠德國的這股上升勢力，獲得好處和彌補弱點的期望在急速增長。當米內沒能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與德國同盟的問題時，陸軍推翻了他的內閣，而裕仁對此沒有進行任何阻止。

透過平沼、阿部和米內三個內閣執政期的一系列混亂的國際危機，裕仁滿意地觀望著中國戰爭和南進政策的展開。他沒有為把日本從陷入僵局的對中國戰爭中解脫出來做過一次個人的努力。只要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維持不變，就不可能與美國改善關係。裕仁相信南進政策在戰略上是理想的，他主要擔心的是如果海軍繼續向南推進的話，英國和美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到了1940年夏，戰略構想中加入了兩個新的因素，加大了對裕仁的壓力，迫使他與新德國同盟的倡導者們更緊密地攜起手來。一個因素是德國征服西歐的駭人的軍事毀滅力量，使英國明顯地孤立起來，處於遭德入侵的邊緣；另一個因素是在斯大林與希特勒條約的庇護下，蘇聯外交政策的重新調整。蘇聯的舉動似乎為軸心國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時也出現了對蘇聯會重新軍事支援蔣介石的恐懼心理。在這個快速的軍事征服和劇烈的外交策略變化的形勢下，在與英美對抗的三國同盟問題上，裕仁十分躊躇，拿不定主意是要立場堅定地反對陸軍，還是要改變立場同意陸軍的要求。昭和天皇最終的決定更多的是出於維護日本的同一性，而並非是與納粹在意識形態上目標一致。

第四部分：東京審判審判戰犯

早在1942年，裕仁天皇就已經得知同盟國的公開目標是審判主要戰犯。①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確認了這一點。1945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也重申了這個目標。1945年8月8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裁判所（ＩＭＴ）憲章明確地規定了同盟國對戰犯的政策。②因此，8月9至10日，當裕仁和政府首腦們考慮投降的時候，戰爭犯罪問題就成為他們的一大心病。1945年9月11日，當麥克阿瑟下令逮捕和關押第一批戰犯嫌疑人時，他們的這種擔心就更加嚴重了。嫌疑犯中包括天皇的親信總理大臣——不僅因為在他的統治下憲兵隊實行的殘酷鎮壓，還因為糧食配給的不公正，所以日本國民都十分痛恨他——東條將軍。

眼前的危險處境使統治精英們十分恐慌，東久邇內閣立即提議由日本獨立主持戰犯審判，以便從同盟國手中奪回主動權。裕仁對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