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階層民眾中，許多人對天皇仍然懷著舊有的敬畏和信賴感，同時對輸掉戰爭、現在需要麥克阿瑟庇護的天皇也充滿著憐憫和同情，這使他們對天皇的情感變得複雜。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對自由的言論條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義的光照中，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裕仁還是近臣都無法輕易地阻止裕仁與國民日益增加的接觸。

1946年10月初，裕仁與麥克阿瑟進行了第3次經過精心準備的會面。他首先感謝將軍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後指出與ＧＨＱ內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國國內的對日情感“還很不好”。麥克阿瑟回答說，經過“再教育”，美國的輿論會好轉的。他微笑著補充說：“我一直對美國的訪問者說，天皇是（這個國家）最講民主的人，但是誰也不相信我。”麥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憲法。裕仁則援引動亂的國際形勢，表達了對可能危及日本的擔心。麥克阿瑟預言說，終有一天新憲法會獲得世界的稱讚，一個世紀內日本將會成為“世界的道德領袖”。隨後，裕仁談到了對工人運動的憂慮。他聲稱，作為國民，日本人的教養水平還很低，“缺乏宗教心”　。麥克阿瑟告訴他不要擔心：“透過對你從來沒變的尊重和熱愛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體現。”會面結束時，麥克阿瑟鼓勵裕仁繼續巡幸。⑥

在這次及1946年的其他會見中，裕仁都向麥克阿瑟吐露說日本國民就像小孩子一樣，“缺乏鎮靜”，“符合雷同”　，總是想模仿外國的樣子。另外，他對為他編輯戰爭秘錄的稻田和木下也說過同樣的話。他私下裡又補充說，由於有了修正後的憲法，“雖說這是戰敗的結果，但從憲法得到修改的現狀來看，對我國民來說，與其勝利後走向極端的軍國主義，還不如說現在這樣更幸福。”⑦裕仁熱切地想給戰敗點燃希望之火，他反覆地告訴國家領導人他們早已知道的事實：如果他們能與敵人合作推進穩健的改革，戰敗就會帶來積極的後果。投降1週年時，他在葉山的夏季住所告誡閣僚們說，記住，“這不是日本第一次戰敗。很久以前（7世紀）出兵朝鮮，因為白村江一戰一敗塗地，結果從半島撤兵。從那以後，我們進行了許多改革，而這些改革構成了日本文化發展的大轉折。”⑧

第五部分：再造神秘性沖繩口信

在發展裕仁作為“人間”天皇，與人民共患難的“民主”天皇的新形象過程中，1947年是至關重要的第二階段。這一年，文部省編輯出版了一本影響極大的教科書輔助讀物《新憲法的故事》，它一方面強調了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國民主權、放棄戰爭的理想，同時又對天皇使用了最高敬語。⑨日本的大眾傳媒也就涉及天皇時使用最高敬語的規則與政府達成了一致。與此同時，宮廷方面恢復了戰前榮譽授予的慣例。天皇透過首席檢察官約瑟夫·Ｂ·基南，曾致函杜魯門總統。1月2日在皇宮的二重橋，他接受了國民的新年參賀。

1947年，裕仁巡幸再開，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狂熱的群眾活動，遠遠超出了計劃者的預想。巡幸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府縣和市區，與每天出現的戰爭犯罪審判和逐步惡化的美蘇關係報道形成對抗。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宣告（Truman　Doctrine）的發表，標誌著歐洲冷戰的正式開始。隨著冷戰的深化，美日政策逐漸保守化，政策的重點也從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轉為重建和發展經濟，以及恢復經營者特權上面。⑩

美國的賠償政策出現了軟化的徵兆：3月17日，麥克阿瑟對外國記者團說，美國沒有摧毀日本工業力量的意圖。他在寫給吉田首相的信中，指示吉田準備一份全面重新啟動經濟的計劃。1947年4月25日舉行的戰後第二次大選之前，ＧＨＱ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個新指標：日本必須在經濟上實現自給自足，才能在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重建中佔據一席之地。

在裕仁看來，這些進展似乎預示著ＧＨＱ正在放鬆控制，暗示著他可以獨立行事的可能性——這是從前不被認可的。1947年5月6日，新憲法頒佈的3天后，裕仁再次與麥克阿瑟會面。與民主主義的深化相比，他更關心安全保障問題。據前外交官松井明所述，天皇向最高司令官問道：“美國離開日本後，誰來保護日本呢？”對日本的國家獨立漫不經心的麥克阿瑟回答道：“就像保護加利福尼亞一樣，我們會保護日本的，”然後進一步強調了聯合國的理想。裕仁幾乎沒有得到什麼承諾。但是6月，在會見美國記者時，麥克阿瑟宣稱：“我想日本人將不會反對美國保有沖繩，因為沖繩人不是日本人。”其實，麥克阿瑟早已想到，憲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