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強調過），政府必須向公眾全面解釋軍事形勢和需要派遣更多美軍的理由。約翰·考爾斯和羅伯特·洛維特都責備總統把戰爭“描述得過於美好了”。

這個時候，國會中的保守派開始呼籲大幅增加國防經費以支援目前的增援計劃和以後的進一步行動。眾議員傑拉爾德·福特和梅爾文·萊爾德呼籲增加十至二十億美元的國防經費，徵召至少二十萬預備役人員。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也請求總統爭取“更多的權力和資金——大量資金”。此時，“偉大社會”計劃到了重要關頭：參議院終於批准了老年保健醫療方案，內閣不久將開會討論；“偉大社會”計劃的其它議案還有待批准，其中包括移民改革方案、反貧困計劃、援助阿巴拉契亞的計劃和淨化空氣條例。林登·B·約翰遜總統認為，增加國防經費會扼殺他提出的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進步方案。今天我們認為他的行為是找託辭耍花招——人們普遍稱之為欺騙，但我們忽略了一點，即他深切希望糾正我們社會存在的種種痼疾。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在我準備前往西貢之時，林登·B·約翰遜接見了《新聞週刊》編輯詹姆斯·坎農。坎農問道，作為總統，他的最高目標是什麼。他回答說：是讓我們的全體人民“生活過得更好、更快樂、更有意義”。坎農問他是怎樣改變他在參議院時的保守形象而有了這些想法的，他回答：“我比以前更多地瞭解了民眾的問題。例如，我對我們強加於黑人的種種不公正比以前更加敏感，因為我現在常和他們交談。我少了一些自私自利，多了一些大公無私處在這個位置，你已至高無上，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正確的事。”

許多人也許會認為這些話是自我標榜，是一個精於此道的演員在竭力使人們相信，他與真正的他不同。但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人們認為林登·B·約翰遜經常掩飾真相，從而毀壞了他的聲譽——懷有糾正困擾我們大多數人的錯誤的高度責任感。

林登·B·約翰遜總統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於推進他的各種計劃方面，其中有些與民權、“偉大社會”有關，有些與越南戰爭有關。那年夏季的一個夜晚，當國會辯論　“選舉權法”時，瑪格麗特和我與總統及總統夫人在白宮的總統住處共進晚餐。我們四人正坐在一張小桌邊邊吃邊聊，總統突然俯下身來，拿起掛在他面前桌邊的電話對白宮的接線員說：“給我接埃弗雷特·德克森。”

這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的電話很快接通了。我只能聽到一部分談話。“埃弗，”總統說，他停頓片刻以示強調，“你失去了今天那該死的投票表決。”他談到了可能最終決定該法案成敗的重要的投票程式。我聽到埃弗雷特·德克森氣極敗壞地說：“你憑什麼認為是我丟掉的？是你的那些該死的南方民主黨人背棄了你！”

總統耐心傾聽，然後平心靜氣地說：“埃弗，我知道南方民主黨人要背棄我。我指望你爭取到足夠的共和黨人來彌補。”他們又互相取笑了幾分鐘。最後，林登·B·約翰遜說：“埃弗，你想要什麼呢？我告訴你我想要的，那就是‘選舉權法’。”然後他們在電話上達成了妥協。這就是林登·B·約翰遜總統，他經常在謀求實現他的立法目標。在本例中，他努力謀求透過的是本世紀對種族和平貢獻最大的法案之一。

另外一次，他召集商界要人和工人領袖在內閣會議室開會，要我參加。會議與國防毫無關係——他只是希望得到與會者對“民權法”的支援，但是，正如我指出的，他經常讓我參與同我的主要職責沒有關係的事務。在一小時的時間裡，他請求與會者迫使他們的國會議員投票贊成該法案，但似乎毫無進展。最後，他失望地說：“先生們，你們都認識澤福”——除我之外，我懷疑與會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澤福是跟隨約翰遜很久的黑人廚師。“去年夏天，她、伯德和我三人開車從農場返回華盛頓，途經密西西比時，伯德說：‘林登，能在下一個加油站停車嗎？我想解手。’我說：‘當然可以。’我們解手後繼續開車行駛了一段時間，澤福突然說：‘總統先生，您能把車停在路邊嗎？’　‘你為什麼要我停車呢？’我問。‘我想解手’。‘你為什麼不在加油站與我和伯德一起去呢？’‘因為他們不會讓我進去。’她回答。”這時，林登·B·約翰遜敲著桌子厲聲說道：“先生們，這是你們想要的那種國家嗎？這不是我想要的那種。”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演戲，但我知道不是。

迄今為止，人們主要根據越南問題來判斷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政績是好是壞。但我相信，未受戰爭創傷影響的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做出更客觀的評價，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