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參戰將使美國人的生命在叢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損失。轟炸北越既不能摧毀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還說空襲無助於加強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變了這項判斷）。

喬治·鮑爾對“我們可以在空襲的同時控制風險”的論調特別提出了質疑。他尖銳地寫道：“一旦騎上虎背，下來就難了。”

只剩下第四種選擇了。鑑於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透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喬治·鮑爾指出“我們應該立即著手研究這個問題。”

他在這兩點上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的備忘錄沒有使我們循著政治解決途徑走下去。他認為談判條件應包括：　一、北越保證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動；二、一旦河內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貢成立一個有能力掃清暴動殘餘分子的獨立政府；三、在以後需要援助的情況下，西貢政府仍然有權要求美國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證西貢政府的獨立性繼續不受其它簽約國的破壞。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非常贊同這些目標。但我們都認為，在沒有有效手段保證的情況下，主張政治解決就等於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