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非常贊同這些目標。但我們都認為，在沒有有效手段保證的情況下，主張政治解決就等於在主張無條件撤退。我們根據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潛在影響來考慮這種可能性。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河內支援的巴特寮繼續在寮國向前推進，蘇加諾使印度尼西亞向共產黨陣營靠得更近，馬來西亞面臨著受中國支援的暴動者的巨大壓力，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且在繼續宣揚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宮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及其接班人在繼續針對西方發表好戰宣告。考慮到這些威脅，我們認為無條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喬治·鮑爾同意這個結論。正是這個內在矛盾使他的備忘錄出現了缺陷。他正確地指明瞭我們面臨的問題；他正確地考察了我們考慮採取的行動本身具有的風險；他正確地呼籲我們更加重視談判；他還正確地列出了談判的目標。但是，他建議的措施能否實現這些目標卻不得而知。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與喬治·鮑爾討論了備忘錄。我沒有找到當時討論的筆錄，但我相信我們把觀點表述清楚了。喬治·鮑爾承認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他說他意在拋磚引玉，“提出一些能夠導致其它解決方案的研究思路”。

我們沒有拓寬研究思路，犯了嚴重錯誤。我認為我們四個人都有錯，都有責任。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層全面展開討論的建議。他得到了我們的尊重——但他本應得到我們更多的尊重。我們當時應該立即和總統討論備忘錄，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透過總統的助手比爾·莫耶斯把備忘錄轉給總統時，總統才注意到它。我們本應把備忘錄還給喬治·鮑爾，讓他儘快呈交給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評估和分析。我們沒有反省我們的推論，即他尚未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喬治·鮑爾的想法有了改變，趨同於我的立場：向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後再展開談判。

看到迪安·臘斯克和我為越南問題費力勞神，麥喬治·邦迪講了一些令我永遠難以忘懷的話。他說，國務卿在尋求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作為國防部長的我卻在謀求談判。這些諷刺言論充分反映出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多麼令人煩惱。

十月份，阮慶的權威日漸削弱，把權力還給文官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使南越的形勢進一步惡化。十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表示對南越形勢頗為擔憂。他們提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計劃，包括美國空軍轟炸北越和南越。他們提出這些建議的前提是，美國退出南越或東南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選擇。

參謀長們非常著急，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備忘錄儘早呈交總統。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爾·G·“巴斯”·惠勒討論了他們的擔憂。他說他們大多數人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那麼我們就得撤出南越。馬克斯威爾·泰勒的觀點則完全不同。我問他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有何評論，他說，那些建議完全脫離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長期奉行的原則：“越南人在南越是為他們自己而戰。”　數週之前，威廉·威斯特摩蘭來電說：“除非不遠的將來在南越能出現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美國在南越內外採取軍事進攻都不會阻止南越一天天衰敗下去。”

由於這些建議嚴重對立，總統於十一月二日讓威廉·P·邦迪牽頭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重新研究可供選擇的策略。第二天，林登·B·約翰遜贏得了大選的勝利，在當時來說，他是美國曆史上以壓倒優勢的得票數獲勝的人。

工作小組的工作是從零開始的。工作小組全面考察了各種假設、前提和選擇方案，重新評估了我們在南越的立場和在東南亞的目標。考察工作經歷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結論。由於十二月一日要與總統開會，工作小組起草了一份報告，其部分內容如下：　如果我們不採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這種軍事行動有在亞洲導致嚴重衝突的巨大風險，它不可能僅限於空軍和海軍的行動，而是不可避免地要採取與朝鮮戰爭規模相當的地面行動，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參謀長們低估了這些風險，認為這些風險“比繼續現行政策或撤出東南亞的選擇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B·約翰遜總統和我決心規避的正是這些風險。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在隨後幾年內對我們空襲北越的行動造成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