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迴避（這種迴避也是應該的）。這是給中國共產黨人在世界上擴大影響的一劑補藥，是我們在亞洲多米諾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歡這個備忘錄。他寫道：“我不同意備忘錄中提出的建議我相信，該方案提供的行動步驟將會妨礙而非推動爭端的解決。”對於我停止轟炸的建議，他說道：“我無法理解這個邏輯。”他主張，“穩定在這裡的確切解釋就是：在放棄和沮喪的觀念支配下，去尋找我們走出衝突的道路，而在這個衝突中我們喪失了我們的意志和決心。”他最後說：“總統和他周圍所有的人都希望結束戰爭，但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會要求，這種結束應以達到我們的目的為前提，我們的目的是：挫敗中國和蘇聯支援下的北越對南越的侵犯。

總統並未徵求麥喬治·邦迪對備忘錄的意見。麥喬治·邦迪交給總統一份內閣會議討論概要，他提請總統進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夠確立某種逐漸降低費用的模式，從而使戰爭堅持五至十年。我認為，這個時間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員們預言過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寫道：“那就是我們根本不打算以現在這種戰爭速度持續那樣長的時間”。

為什麼林登·B·約翰遜總統沒有努力使人們對這個如此尖銳、並明顯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顧問班子的問題進行全面、公開的辯論？或許他的失敗就植根於他意識到越南問題是很難處理的，不存在什麼滿意的解決方法——也沒有辦法使他的顧問班子保持一致，或許，他曾清楚地看到改變戰爭方向的決定權就在他自己手中——但這是一個他不能讓自己做出的決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備忘錄只完成了一件事：使兩個互相熱愛、互相尊重的人——林登　·B·約翰遜和我——之間的矛盾達到了爆發的頂點。幾星期之後，林登·B·約翰遜總統通知我被選為世界銀行總裁，我在一個很平常的日子裡離開了國防部。

我不知道在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還是激憤，或許二者都有。

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對發展中國家很感興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爾舉行的美國報業編輯學會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引起很多爭論的講話，其中談到這個問題。我說：“在我們中間有一種傾向，認為我們的國家安全問題僅僅是一個軍事問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當一個國家的發展達到某階段時，它便不能再簡單地依靠購置更多的軍事武器為自己買到安全。我們現在就已處於這樣一個階段。我相信，國防支出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可形成兩條上升的曲線，在到達某一點之前，兩條曲線同步上升，之後，曲線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斷美國到一九六六年會達到曲線的平坦處，我相信我們現在已到達了這一點。

我告訴編輯們，與增加軍費相比，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那些真正需要並要求我們幫助的國家，但提供幫助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他們願意並能夠自助。”我提到，窮國與富國之間已經很危險的距離仍在擴大，在一些國家中財富正在製造社會和政治的緊張，並經常導致國家間的衝突。總之，我相信，我們應透過把更多的美元從軍費中轉到對外援助上來，以便獲得國家安全。

在戰爭年代，人們大概不會指望聽到一位國防部長說出這種話。這次講話遭到國會中鷹派的猛烈抨擊，給總統（他對此並無明確態度）帶來很大的煩惱。但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這種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給喬治·伍茲那樣的答覆。當時，剛吃過午飯，他告訴我，他作為世界銀行總裁的五年任期即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他希望我能夠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強烈的興趣，但同時告訴他，我曾告訴所有向我提供工作職位的人——其中包括一個華爾銜的合夥人在一九六七年向我提出了每年二百五十萬美元薪水的一個職位——如果總統想讓我留在現在的位置上，我將不考慮其它建議。

當時，我曾把與喬治·伍茲的談話告訴了總統。總統一直沒再和我提起過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總統突然問起這件事有什麼新的進展。我告訴他，我仍對喬治·伍茲的建議感興趣，但只要總統需要，我會留在國防部。

“你應該得到這個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總統說，“我的責任是幫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許可權之內的任何東西。”

“人們對總統負有責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說。這件事就這樣擱置下來。

十一月八日喬治·伍茲來拜訪我，我們一起乘車到白宮，我要在那裡參加一個午餐會。喬治·伍茲說，銀行的新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