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沒有發生。

在備忘錄的開頭，我展望了即將來臨的一年。我強調說，我確信：“從美國的公眾利益著眼，繼續我們目前的戰爭程序，並不能使我們在一九六八年接近勝利，更不能阻止美國人民日益減少對我們捲入越南的支援。”此外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將“面對增加陸軍部隊的要求，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徵召預備役軍人入伍。”其結果自然是使美國一九六八年的傷亡人數成倍增加。我引證了我們所做出的最可靠的分析和估計：“死亡人數大約要增加一萬五千人到一萬九千人，受傷需要救治的人數將增加三萬至四萬五千個人。”

我又一次重複了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對轟炸的看法：它既不能使南方的軍事衝突低於現有的水平，也不能挫敗北方的戰鬥意志，我強調說：　除非他們確信不會勝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指望用來摧毀北越的意志，這種確信只有他們得出結論，認為美國準備長期留在越南以保證南方人民的獨立選擇時才會產生。但不要期望敵人會比美國公眾更早地得出這個結論。由於緩慢的戰爭程序和對不斷升級的擔心，美國公眾的信心已受到挫折，他們懷疑是否已對所有通往和談的途徑都進行了真誠的探索，而不只是做出尋求和談的表面姿態。幾個月之後，我們將在擴大戰爭和喪失美國人民對越戰的支援兩方面都將受到不斷增加的壓力，同時，要求美國撤軍的呼聲也會不斷高漲。

因此，在我看來，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能否堅持在越南的行動，直至達到我們在那裡的目標。

我著重指出：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使衝突得到迅速解決的建議——透過擴大地面戰爭和空中轟炸的規模，除了冒擴大戰火的危險外，並不能帶來什麼合理的希望。因此，我認為唯一切實可行的計劃就是，一方面穩固我們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向北越證明，我們對北方的空襲並不會阻礙導致和平解決爭端的對話。對此，我提出以下具體步驟：　·宣佈一個穩定政策。

·在年底前停止轟炸北越以便尋求和談。

·考察我軍地面部隊在南越的作戰情況，以便減少美國的傷亡。將大部分安全保障的責任轉交給南越政權的武裝力量，並讓他們瞭解戰爭的破壞作用。

“哲人”小組成員們無法知道所有正在進行的這一切。因此在缺乏近期資料的情況下，他們對越南政治和軍事形勢的先人之見決定了他們的回答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關於在南方的地面戰爭，他們看到巨大的進展和改進，因此敦促總統進一步加強目前的計劃。關於轟炸北越，除了喬治·鮑爾外，所有的人一致同意應繼續進行。關於談判，十一人裡有八人指出，共產黨人將永遠不會做出讓步，一旦敵人意識到他們決不會勝利，他們自然會減少敵意並最終放棄。關於我們是否應該撤退，他們的回答全都是：不。最後，關於怎樣聯合美國人民，他們的建議是，強調“隧道盡頭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戰鬥、死亡和危險。

這次會議及其結果代表了美國確立對外政策時的集體智慧。這些在各個領域裡最有經驗的領導人，曾花費了過去二十年的時間成功地應付了冷戰的挑戰和危機。如果他們的感覺仍停留在取得的成功之上，再加上埃爾斯沃思·邦克和威廉·威斯特摩蘭不斷報告越南戰事的進展，又怎麼能夠指望總統掙脫他們已定形的思路之網，去面對我幾天前擺在他面前的令人不快的事實和選擇呢？

我從未就我的備忘錄得到總統的答覆。很久以後我才得知總統送給迪安·臘斯克一份我的備忘錄的副本，想了解一下他的反應，同時告訴他不要給任何人看。總統還讓沃爾特·羅斯托在略去作者姓名的情況下，將備忘錄的內容透露給尼古拉斯·卡曾巴赫、馬克斯威爾·泰勒、威廉·威斯特摩蘭、埃爾斯沃思·邦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阿貝·福塔斯，並讓他們進行評論。

直到著手進行這本書的準備工作時，我才瞭解到這些情況，並知道了他們的反應。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代表了一個極端，他幾乎完全同意我的觀點。另一個極端是阿貝·　福塔斯，他認為，備忘錄的作者或許過多地目睹了反戰示威遊行。

“該分析和建議”，他寫道：　幾乎完全依賴於對美國公眾輿論的評價，以及從該評價所產生的結果中得出的否定性假設。我根本不同意這個觀點我想不出比它所建議的方案更糟糕的東西了無疑它將會在這個國家引起撤軍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對它實際上是什麼給予充分的估計，這是走向撤退程序的第一步。根據我的觀點，這並不意味著對國內反戰情緒進行安撫，而只是對它的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