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程序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一個會對尋求和平產生某些作用的外部機會，我承認機會的確很小，但我要利用這一機會，因為結果將很重要。

總統勉強接受了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建議，他於九月二十九日在得克薩斯的聖安東尼奧發表了一個以賓西法尼亞方案為基點的講話，該講話被稱之為聖安東尼奧方案。這個講話比以前美國發表的公開宣告更進了一步。它提出如果我們得到私下的承諾，保證停止轟炸會立刻導致建設性的談判，同時北越將不會利用停炸的機會向南方增加人員和物資的輸送，我們就會停止轟炸。

總統的講話並沒有感動河內。當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在十月二日會見梅文蒲時，北越的總領事說，講話是“對他們的侮辱。”

河內繼續抨擊我們的許諾是有條件的——視能否“推動建設性的談判”為準。我們也拒絕改變措詞，儘管我曾提出這並不很重要，即便我們停止了轟炸，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重新開始。但是，如果北越並無誠意，我說什麼都沒用，政府中的爭論仍在繼續進行，意見並不比以前更統一。

十月十八日，我們開會討論是否要放棄賓西法尼亞通道，迪安·臘斯克、尼古拉斯　·卡曾巴赫、沃爾特·羅斯托、馬克斯威爾·泰勒和亨利·基辛格從不同角度論證應使它保持暢通。總統顧問阿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敦促關閉它。我堅決反對。我相信，如果我們停止轟炸，對話隨後就會實現，一些存在的可能性會導致爭端的解決。而在今後的十二個月中我們必須推動問題向最終解決靠近，因為公眾對戰爭的支援不會持續太久。總統指示亨利·基辛格，向北越轉達我們堅持尋求對話的願望，同時也表示了我們對其近期反應的不滿。

十月二十日，梅文蒲拒絕會見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他說：“沒有什麼新的內容可談，形勢正在惡化，沒有理由再對話。”這標誌著賓西法尼亞通道使命的完結，但它卻為一九六八年談判奠定了基礎，這一點是無法抹殺的。

第二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兩萬名憤怒的反戰示威者在五角大樓前遊行，決心要關閉它。

我們事先已得到了要遊行的訊息。九月二十日，總統召見我和其他幾個人商討如何處理。我告訴總統我面對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五角大樓沒有任何自然屏障，這樣一座龐大的建築——當它在二戰中被建成時，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樓——被柏油馬路和數英畝草坪環繞著，人們可以從五個方向走近它。

我們決定由配備來福槍的部隊圍住五角大樓，讓士兵們肩並肩地站在環形柏油馬路的中間，在他們和示威者之間安置一些武裝警察。我們知道，一道防線不可能擋住幾千名衝向大樓的暴徒，除非戰士們開火，但我們不打算這樣做。因此，我、厄爾·G·　“巴斯”·惠勒和他的軍事指揮官們同意在五角大樓的中心院落內佈置增援部隊。這裡是一大片草坪，午飯時僱員們喜歡坐在草地上曬太陽。如果示威者在部隊防線上衝出一道缺口，大樓內計程車兵可以衝出來把缺口封住，這樣就不會使衝突擴大。我們決定在夜間用直升飛機將這些援軍運送到五角大樓的內院。

我告訴總統說：沒有我的允許，任何人都不能開槍，而我也不打算下達這種命令。我補充說：我、厄爾·G·“巴斯”·惠勒和代理檢察長沃倫·克里斯托弗將在我的辦公室和大樓頂層親自指揮這次行動。

示威的前一天，透過陸軍參謀長向所有參與行動計程車兵、軍官和武裝警察釋出了一份由陸軍副部長戴維·E·麥吉弗特簽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行動準則：　為維護國家機關的權威，我們要完成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我們既要堅持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集會和表達意願的權力，又要保護政府部門的財產和日常工作的進行。我們不能容忍觸犯法律，我們也同樣不能容忍阻礙憲法所授權力的合法使用

過強或過弱的反應我們都應該避免，我們的行為必須堅定但又不失尊嚴。我們要致力於這樣一種行動方式：絕對減少可能的流血和傷亡，減少逮捕人數。在可行的範圍內分辨違法者與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護政府僱員（軍職的和文職的）工作和財產的任務。

當我在將近三十年後重讀戴維·E·麥吉弗特這些話時，我仍舊不禁為美國軍人的職業道德和盡責的作風感到自豪，這些軍事指揮員們計劃並實施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遊行隊伍分兩個部分，《華盛頓郵報》做了這樣的報導：　一部分聚在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