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談。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爾·卡斯特羅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舉行了最後一輪會談。一九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輪會談的結論清楚地表明：所有三個國家在危機前後所做出的決定，都由於錯誤的資訊、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考慮而被匯入歧途。

我將只列出其中四個例子以資說明：　一、一九六二年蘇聯導彈被運進古巴之前，蘇聯和古巴相信美國企圖入侵這個島國，以便推翻卡斯特羅，顛覆他的政府。而當時我們並沒有此種打算。

二、美國相信，蘇聯將永遠不會在蘇聯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們卻的確這樣做了。在莫斯科，我們瞭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雖然，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武器，但蘇聯的核導彈的確已運進古巴，並準備瞄準美國的城市。

三、蘇聯相信，它們可以將核武器運進古巴而不被發覺。即使美國人發現它們已經存在，也不會做出反應。然而，他們再次錯了。

四、最後，一些人準備說服約翰·F·肯尼迪總統用美國的空中打擊摧毀核導彈，並繼之以兩棲登陸入侵古巴。可以肯定，這些人錯誤地相信，蘇聯將不會進行軍事反擊。當時，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只有一隻一萬人的蘇聯部隊，而在莫斯科會談時，與會者瞭解到，當時實際上有四萬三千名蘇聯士兵駐在臺巴，並且，古巴本身還擁有二十七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這兩支部隊，用他們指揮官的話來講，是決心“誓死戰鬥的”。古巴官員曾估計他們會遭受十萬人的傷亡。蘇聯方面，包括長期任外交部長的安德列·葛羅米柯和前任蘇聯駐美大使阿納託利·多勃雷寧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國會認為，在面對這樣一種災難性的失敗時，蘇聯會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軍事反應。以上結果非常可能導致無法控制和不斷升級的局面。

在莫斯科會議將要結束時，與會者一致同意，我們從討論中可以吸取兩個主要的教訓：一、在這個高技術武器時代，危機的處理必然是危險的、困難的和無法確定的。二、由於錯誤的情報、錯誤的判斷和某種我剛才列舉的錯誤的考慮，對超級大國之間軍事行動的結果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把握的預測。因此，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於避免危機的發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機期間，我們一些人——特別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和我——相信美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莫斯科會議證實了這種判斷。但是在哈瓦那期間，我們瞭解到，我們雙方——肯定還有其它國家——都嚴重地低估了這種危險。前華約總參謀長阿那託利·格里布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蘇聯部隊不僅擁有中程導彈，還擁有核炸彈和戰術核彈頭。戰術核彈頭是用來對抗美國入侵部隊的。當時，正如我提到過的，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彈頭。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們又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俄國報刊上的一篇文章聲稱，在危機的高峰時期，駐古巴的蘇聯部隊擁有總數達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彈頭，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戰術核彈頭。此外，曾有報告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機爆發後不久　——核彈頭被移出儲備庫運往離發射裝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反擊美國的入侵。第二天，蘇聯國防部長馬林科夫斯基接到蘇聯駐古巴部隊司令伊薩·普利葉夫將軍的一份電報，向他通報了這一行動。馬林科夫斯基將電報送交尼基塔·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交還電報時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顯然，當時存在極大的危險。面對美國的攻擊——正如我說的，美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很多人都準備向約翰·F·　肯尼迪總統提出這種建議——蘇聯在古巴的軍隊極有可能選擇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棄它。

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確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