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行挽留，只要　求包玉剛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剛攜妻子女兒乘機離開上海。 包玉剛是國民黨政府官辦銀行的要員，得到前後兩任市長的器重與提　拔。包玉剛感激這些上司。但對國民黨抱有看法。當時軍政人員大都隨閏　民黨政府去臺灣，包玉剛卻去了中立區香港。 國民黨敗退內地，中斷了包玉剛在金融界的仕途。這成為日後包氏在　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機。 擇業之惑 包玉剛來港，正值“難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復後，人口增長很快，　但房屋並沒建多少。現在一下子湧來這麼多人，房荒愈加嚴重，不少“難　民”或住在臨時帳蓬，或露宿騎樓下。 包玉剛一家算幸運。父親包兆龍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個單位，約　百多平方米，月租450港元。用租不算貴，因為港府對房租有限制。但實際　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頂手費成了公開的秘密。包兆龍另花　了2萬港元的頂手費。一年後，這2萬港元還算便宜的。 包兆龍還有個先見之明，來港前就把家中能變賣的東西全賣掉，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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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美元，估計值數十萬港元。 父子倆都是生意人，深知坐吃山空的至理名言，因此，生活十分慳儉。 包玉剛已逾而立之年，當仁不讓挑起養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擔。他對銀　行業輕車熟路，首選的職業當然是銀行職員。那時的香港銀行，除了洋行，　就是粵行，得精通英語、粵語。包玉剛英語不太熟練，粵語則一竅不通。 包玉剛作過試探後，便泯滅這番念頭。想到數週之前，自己還是上海　大名鼎鼎的銀行家，到香港，謀個銀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不過，　這也使包玉剛更清楚認識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免費麵包，一切得靠　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決定搞能進能退、見效快的進出口貿易。此時，包家的上海、　寧波朋友常聚一塊，商議生計與出路問題。其中兩位在上海銀行的舊同事　與包玉剛意見相同。於是大家合起來成立一家四人聯合公司。 尋找寫字樓千辛萬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華人行租了一套寫　字樓，後又付不起房租，便擠出一小間給包氏四人公司。包玉剛曾回憶道： “四人擠一起，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一個人要開抽屜，另一個就得站外　面去騰出空位。”四人公司寄人籬下，連掛牌子的地方都沒有。 如不是包玉剛日後成為商界巨擘，當時及以後的普通香港市民，永遠　也不會知道曾有這麼一間四人公司存在。 他們默默無聞地做中國的土產買賣，生意還算順利，但都是薄利生意，　未顯示出大的突破。 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聯合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　運。這對香港經營內地生意的英商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對與內地有千　絲萬縷聯絡的華商來說，又是天賜的發財良機。 並不是所有加入偷運“違禁物資”到內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英東　這樣，由布衣一躍為鉅富的算異數。一部分人賺得盤滿缽滿；一部分人小　本微利；還有一部分人船傾貨淹，甚至斷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運氣、膽量、航線、貨色。一般說，航程愈遠愈賺　錢，於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開到遼東半島與朝鮮；同時，違禁的物資　中，與戰爭愈密切，暴利愈大。 銀行家素來保守穩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闆，都出自銀行業　（包兆龍　在滬開錢莊），作風難免保守。他們從歐洲購進化工原料、鑄鐵錠、輪胎等　一般性的戰略物資，透過第三國或中立區澳門再賣給別的商人。其他商人　裝船運往內地，與有關部門發生直接關係。顯然，盈利大的是後一類商人，　但風險也大。 包玉剛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於量大，贏利也比較可觀。 朝鮮戰爭結束，這種“豬籠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從臺灣購來食糖；再交一間公司賣給內地。 朝鮮戰爭期間，由於業務的擴大，包氏家族的成員不斷加入公司。人　員擴充了，生意卻縮至食糖一項，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於是就萌生出去　內地開闢生意渠道的念頭。 包玉剛在上海市政府的銀行做過“大官”，包兆龍決定自己去，以民間　商人的身份重訪上海的商界朋友。到了上海，那些老友噤若寒蟬，唯恐避　之不急。 包兆龍說好了一有好訊息，馬上與家人通電訊。連等幾星期，包兆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