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有長工專門接送。若下雨下雪，長工就揹著他。“寧　波出商人，海寧出文人”，海寧讀書的風氣盛，稍有錢的人家都有大量藏書。　金庸很小就看了許多古典小說，這為他日後創作武俠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養　料。 1937年，金庸考入省立嘉興中學。讀到高中，家鄉淪陷，金庸隨戰時　聯合高中流轉於浙東山區。沒有了家庭經濟來源，金庸靠政府補貼生活。　在聯合高中，金庸出於義憤，撰文影射訓導主任，結果被開除。金庸只得　轉入浙西的衢州中學唸書。 在中學時代，有一件富有意義的事。他與另兩位同學編了一本初中升　學複習指南《給投考初中者》。他們自行印刷發行，銷往浙、閩、贛三省，　賺了一筆較豐的利潤。 金庸少年時，就顯示出難得的經商天賦。但他無意經商，只是好玩而　已。金庸的理想是出國留學，學成回國當大學教授。高中畢業，世界仍為　戰爭風雲籠罩，留學無門，教授夢不得不泯滅。 金庸起念做外交官，如願以償考進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 這是一所培養國民黨政工外交幹部的學校，育一些很特殊的學生，他　們由政府各級機構保送上學，故叫職業學生。職業學生以“革命功臣”自　居，自詡經歷過槍林彈雨，在學校橫行霸道。 金庸氣憤不過，去校方投訴，責問校方如何容忍職業學生的劣行，並　同訓育長展開激烈爭辯。 校方給金庸投訴的答覆是：勒令退學。 外交家之路嘎然中斷，大學無轉學之例，金庸到中央圖書館做小職員。　抗戰勝利，他回到家鄉。不久，到杭州《東南日報》做外勤記者。這時的　金庸，仍未想過吃新聞飯，他沒幹滿一年就去上海，透過堂兄查良鑑　（上　海市法院院長）的關係，進東吳大學插班學國際法。 金庸仍想著圓他外交家之夢。 1946年秋，上海　《大公報》在全國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這種　職業，便於瞭解國際形勢，對以後從事外交工作大有裨益。金庸便去應聘，　3000報名者，金庸屬千分之一的佼佼者。這樣，金庸一邊就讀，一邊兼職。 1948年3月，總經理胡政之帶人到香港恢復出版《大公報》。不久，金　庸被上海　《大公報》派往香港。當時國內形勢十分混亂，金庸中斷學業，　欣然赴港。 也許是走得太匆忙，飛機起飛後，金庸才發現連一分錢也沒帶！這樣　連下機後搭巴士坐渡輪的錢都沒有。金庸將口袋翻個遍，急得滿頭大汗。 正巧，坐他身邊的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潘公弼知情馬上借他10　元港幣，使他下機後得以順利來到港島的報社。1993年，金庸在一首詩中　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回首當年。金庸來香港創下龐大的基業，應　了“白手打天下”這句老話。 《大公報》是一家民辦報紙，一直奉行“不黨、不賣（不賣弄）、不私、　不盲”的中立方針。1948年秋解放戰爭後期，《大公報》積極向新政權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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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月10日發表《和平無望》的反蔣社評。自此，中間派的《大公報》轉　為香港著名的左派報紙。 金庸此時是左派分子。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衡陽鐵路局發表宣告，聲稱存於香港的器　材歸新中國所有。而臺灣方面也發表宣告，聲稱其合法擁有權。 金庸趕寫了一篇論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發表於《大　公報》上，闡明中央人民政府擁有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產。 這篇論文，頗得中國國際法權威梅老的賞識，梅老曾任東京戰犯法庭　中國首席大法官，聲望極高。新中國誕生後，中國外交部聘請他任顧問。　梅老從東京取道香港上北京，滯留香港時，特地與查良鏞會面。他這才發　現金庸是這麼年輕，英文極好，並學過外交學與國際法，是難得的外交人　才。 梅老到職後，給金庸拍來電報，說自己身邊沒有好助手，希望來京協　助他工作。 金庸大喜過望，夢寐已久的外交家理想終於可實現了！不料，太太竭　力反對。金庸不惜離婚，匆匆北上圓他外交家之夢。 金庸有股小布林喬亞的狂熱，而梅老也有幾分書生意氣。他電召金庸　進京，卻解決不了金庸的工作。他方明白他位尊而無實權。不過他不慌，　金庸與喬冠華相熟，這點面子還是會給的。 當時外交部長由周恩來兼任，喬冠華是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在外交部　頗有實權。抗戰時，喬冠華曾在香港從事過新聞工作。1946年，受中央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