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一些人聽了她的話，認為她很有　涵養，有城府，好像是一個猜不透的人。” 胡仙為什麼這樣鎮定？是她以先父的辦報原則為底氣。她重修的辦報　宗旨是：“一份能夠賺錢的報紙，就是一份好報紙。” 她推行“事業部制”，層層負責，層層包乾，指標落實，定期考核。實　施後的第一年，各部門的利潤翻番。員工收益增加，對胡仙刮目相看，眾　人說： “這姑娘比她父親厲害。” 她把報紙同時銷往臺灣，並增發歐美航空版。後來採取比飛機更快速　的辦法，利用通訊衛星傳遞，當日在紐約、倫敦、巴黎、堪培拉等地開印。　若論在香港的銷量，星島遜於東方、天天等報；若論在世界的總銷量，星　島日晚兩報，銷量高達100萬份。1962年，胡仙獨資創辦《快報》。 星島的利潤逐年上升，1973年，報業稅後純利1500萬港元；進入80年　代，報業年利潤逾1億港元。這樣的業績，連歐美一些大報都自嘆弗如。 1972年5月，星系報業有限公司改名為星島報業有限公司，胡仙仍任董　事長。公司於6月上市，每股面額2港元的股票升水賣6港元，購者如雲。胡　仙持有公司的86。7％股權，按高峰期市值計，她的股權值4，3億港元。 位於港島北角的星島新聞大樓，實用面積19。15萬平方英尺。胡仙高高　在上　（辦公室在頂層），管理著銷量百萬份的大報，還大舉進軍房地產。 胡仙兌現了她的理想，她身家25億，一度被稱為“亞洲最富有的女人”。 再論政治 胡氏父女，是香港商人辦報的成功典範。父女一脈相承：疏離政治，　以商治報。 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獨特，處於內地、臺灣之間，要想超然物　外，根本沒有可能。 50年代末，金門炮戰。一時香港風聲鶴唳，傳言“共產黨要對香港採　取行動”。港九人心惶惶，市景蕭條，報業亦在其中。星島每天送出報紙，　又要拉頭天沒賣出的回來。報業赤字飈升，員工驚慌失措。同時，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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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要求中止發行合同。 星島危在旦夕，不問政治的胡仙，在政治危機中只有迎向政治。她親　赴內地，“刺探虛實”。回來後向員工打保票：“中共不會對香港採取任何行　動。”並在報紙上大力宣傳這一觀點，對穩定香港的人心，起了很好的輿論　導向作用。 胡仙客串了一回政治家，即告勇退。就她的政治行動而言，也是出自　商業目的。 在香港，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若一份報刊，政治上過於偏激，往往　會受到某一方政治勢力的干預。星島未遇到過這樣的事。實業愈大，愈持　謹慎態度；熱衷政治者，較多的是一無所有的人。 胡仙恪守中立。星島在臺灣銷量很好，但胡仙從不在公開場合評論國　共的優劣、善惡。她始終把握一個度數——不要讓人認為這是為臺灣當局　辦的報，要讓人相信：這是為兼顧臺灣讀者而辦的報。 我們翻閱各時期的星報，並未發覺星報在取悅討好臺灣當局。星報對　內地臺灣的好事壞事都登，相比下，臺灣的內容要多得多，不少篇幅是介　紹其經濟成就的。 新聞本身就是政治。星島搶新聞，在香港是很出名的。胡仙是如何疏　離政治的呢？用她常常敦促採編人員的話說：“客觀報道，不帶感情色彩，　更不要評論。” “少談政治，賺錢為上。”胡仙在另一場合又這樣說。 “政治，我們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線，我們只是這樣　希望。” “只要香港有像水門事件（美國共和黨的人在民主黨水門總部安置竊　聽器）那樣的機會，我們當然也是一樣做的；只是不同意　《華盛頓郵報》　和《紐約時報》處理水門事件的方式。它們應該報道，調查也對的，但是　不應該下判斷，更不應在社論中說尼克松有罪，應該辭職。我覺得報紙不　可以壓迫人，說某人怎樣怎樣，報紙沒權去判罪，或控訴某人；我總覺得　它們報紙這樣做是不對的。” 無為而無不為。胡仙淡泊名聲，疏離政治，但最後，她獲得的政治榮　譽最多。 她被港府任命為太平紳士。 香港中文大學授予她名譽博士學位，稱讚她是“非凡的女社會活動家、　作家、企業家、政治活動家、報業家、經濟強人。” 英皇室授予她BOE勳銜，伊麗莎白女皇稱她是“女中豪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