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幾腳。對方自然沒想到我會在此關鍵時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將他們幾個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會張社長氣急敗壞的神情，一邊對幾個行兇者怒目而視，一邊護著劉靚夫婦和小閔趕緊往外撤。

這一鬧，在那個省級科研大樓里弄得影響很壞。我們將那個社長的惡行向上級主管部門作了反映。後來，劉靚和小閔的錢雖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畢竟都要到了手。我們仨辭職後，張豔和幾位同事也憤而離去。據說一下子弄得那家小報差點兒癱瘓。

剛做了一個多月的記者，我又失業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幾乎是分文不剩了。獲知我的窘境後，劉靚夫婦當即邀請我前往他家住，並說他們雖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廳裡為我擺張小床。他感激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關鍵時候幫了我，我也沒什麼感謝你，以後我們就是朋友。我經濟狀況比你好些，今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們住的就有你住的”就這樣，我隨同劉靚夫婦從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暫時和他們住在了一塊兒。

石碑村位於廣州天河區的東南邊。由於那幾年聚集在那兒的流浪記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魯迅文學院附後的“中國作家村”、圓明園附近的“流浪畫家村”、北京通州宋莊的“流浪藝術家村”一樣，那時的石碑村被我們這些人戲稱為“中國流浪記者村”。因為在這兒居住過的記者前後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記者有曾華鋒、劉靚、譚海清、南島、閔紅松、李志、詹政凱、傅星、羅斯文、傅東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間，我認識了大批流浪記者。後來，我在《廣東法制報》、《中國引進報》、《廣州紅綠燈報》做記者期間，曾先後都在這兒居住過。雖然時常搬家，但搬來搬去還是在這個小村子裡。直到1997年春節後，我因無錢交房租，無法忍受那個長得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樣的女房東逼債，就在一個黑夜裡搬離了那個小窩，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崗一帶。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3節　1塊8毛錢的春節（1）

隨著20世紀90年代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前散佈在羊城四周的近郊農村，都很快被各種高樓大廈所包圍，那些昔日貧困的村莊很快融入廣州城區內，變成了“都市裡的村莊”。這些地方當時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那些有了錢的村民們紛紛建起了高高的樓房。他們除了在本地的企業分紅外，大多就是靠出租這些房屋了。租住在這些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的房子裡的，幾乎全都是來自外地的打工族。當時在羊城比較出名的“都市村莊”有石牌村、冼村、員村、楊箕村和客村等。從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開始像昔日的地下游擊隊一樣，曾先後在這些地方租住過，而其中的石碑村，由於當時居住的流浪記者較多，則成為我在羊城的一個重要棲身地。

我在劉靚家小住期間，進入了《廣東法制報》。雖然我也發表了不少作品，但新聞作品不多，又沒有文憑，因此我前往應聘時，領導還是稱我還不具備做記者的條件，只是讓我做了一名總編助理，即幫助接電話、收發來信、挑選來稿，所有雜事，我都得幹，而當時的試用期工資只不過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報社時還要低。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不管做什麼，總而言之是在報社裡；不管讓我做什麼，只要有機會我還是能寫稿子的。果然，我後來採寫了好多篇稿子，經過當時一位從羊城晚報退休後來此做老總的老報人的稽核，都發了，而且還讓我署上“本報記者”字樣，有的稿子還上過顯著位置。

我已在劉靚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決定搬到外面住。再說我現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錢的收入，我應該自己租房。為了省錢，我在一位老鄉的介紹下，認識了此時在《廣東人口報》做編輯的曾華鋒。此前，他剛離開《廣東法制報》。曾華鋒來自湖南邵陽某煤礦，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憨厚老實，謹小慎微，是一介文弱書生，加上我們的年齡相仿，都出自貧困家庭，都有著共同的夢想，學歷都不高，因此一見如故，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他在法制報時，也像我一樣每月只拿350元，後來他因這兒工資太低辭職出來。曾華鋒來穗時曾在企業工作過，收入不錯，略有存款，但也沒有什麼錢，總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當時也是單身漢，一人住一間房，每月房租300元，當然不包括水電費。聽說我在找房後，他當即邀請我與他合住，所有費用一人一半。這樣說來，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錢就可以解決棲身大事，餘下的錢，我完全可以對付其他的生活費用了。當時，我們窮得連張床也賣不起，只好從外面檢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