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我就看出你跟我們這幫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麼股子勁兒，我也說不清楚，反正能感覺出來。”

他有點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語氣來沖淡這種一本正經的氣氛，說道：“那你當初還在窯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況且這也是規矩呀，新犯人一來，就得給他疊被子，打勝水、擠牙膏、洗衣服，連他媽撓癢癢都得伺候著，這些規矩他倒沒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實也怵你，不然也不會這麼的整。像我，剛來那陣地這些下賤活兒都幹過，我說我服你們還不成嗎。我他媽這輩子就沒碰上什麼好人，我們原來那幫哥們兒也木靈，有錢聚在一塊兒，沒錢，一鬨而散，什麼哥們義氣呀，連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裡頭就算是老實的了，你在十一廣場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東西，不像他們，壞都壞出花兒來了。”

“我抓了你，你還恨我嗎？”

“原來有點兒，現在不恨了。說實在的，我原來根本就沒打算改，磚廠那地方不像機修廠，你想改也沒法改。我本來想這輩子還不就這樣，等出去了，見著我們那幫哥們兒，好歹也遊過自新河了，這資格在他們中間白震，他們頂大也就見識過分局的拘留所。後來你來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裡是佩服你，我以前還從來沒有真心佩服過別人，我心裡頭很想也能做你這麼樣一個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糞，我就是臭大糞，我這還是頭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東西、瞎混，欺軟怕硬，什麼也不會，真活著沒勁，還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衛東這番發自肺腑的傾吐面前沉默了，他開始明白周圍的這些犯人是不應簡單地一律冷眼相對的。他們許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衛東不是已經感覺到自己過去生活的無味，在開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嗎？他不應該厭惡他、疏遠他，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賦予了一種責任，那就是要在這些犯人當中起一點兒作用，幫助他們，影響他們，讓他們變好！

從那天以後，他們就親近起來了。他願意傾聽杜衛東的衷曲，也向他敞開自己的心扉。

他不由又想起那個儀態威嚴的老局長和他談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徑問題，他當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那麼冒冒失失地反駁了這位公安工作的專家，也許會給這老頭兒留下一個沒理亂攪的壞印象。那些天他翻來覆去地想了多遍，馬局長的道理是對的，強迫勞動的確是促使罪犯轉變的第一關，但他還想，除了這一關還需要什麼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還從來沒有學習過一點兒勞改學，他無法從理論上說出改造犯人除了勞動和上政治思想課之外還需要什麼，但是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體會卻使他從自己感觸最深的那個角度上抽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環境，他覺得把一個罪犯變過來，環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衛東難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嗎？不，是他周圍的環境——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造成的，那幫包圍在他身邊的“哥們兒”把他燻壞了，使他養成了惡習。而要去掉這身惡習，就不是一言一語、一朝一夕的過程，還得靠環境，靠一個正氣旺盛的長期環境。在一個好的集體中生活幾年，才會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為一個好人。他覺得一個勞改單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員能否在犯人中建立這樣一個環境了。在磚廠，就是再勞動，各種政治教育課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變惡為善。

在和杜衛東的一次次閒談中，他又發現，沒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矇昧的一條重要原因，雜草只有在荒蕪的土地上才能氾濫成勢，像杜衛東這些人，腦子裡太空了。想到這點，周志明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知識領域也是那麼窄狹、空泛、膚淺和零碎，由於在監獄這兩年沒有讀過什麼書，思維彷彿都已經開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他坐在杜衛東身邊，突然異想天開地對他說：“咱們以後沒事的時候，學學文化怎麼樣？”

“學文化？”彷彿文化這兩個字眼很生分似的，杜衛東茫然不解地反問了一句，“學什麼？”

“學什麼都成啊，語文、歷史、數學，腦子裡多裝點兒東西沒壞處。”

“咳，”杜衛東的反應是冷淡的，“咱們這麼大個子了，還跟小學生似的，學哪門子語文、算術哇。”

“你那麼大個子，你都懂了嗎？我考考你怎麼樣？”

“考什麼？你不能太難了。”

“不難，我出一般的題，常識性的，怎麼樣？”

“常識？行。”

他想了一下，問，“咱們中國最高的山峰叫什麼，這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