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呢，弄不好，這個案子就真要雞飛蛋打了。所以，段興玉當時的主導思想就是，先捕起來再說。

馬樹峰悶悶地抽了兩口煙，對他說：“捕，光是這麼一句話麼？說說你的理由嘛。”

段興工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說道：“捕起來，透過審訊，或許還可以得到些東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線跟蹤來控制了。外線處現在新手多，這幾年沒上過什麼要緊的案子，技術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丟了敵人。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全靠他們靠不住，沒跟兩個小時就給你暴露了，還不是照樣喪失跟蹤觀察的意義？萬一再給丟了梢，那就”

“誰丟了梢誰負責嘛。”馬樹峰有些發火地說：“現在雖然不主張搞管卡壓，但工作不能不負責任，要是總這樣”他大概習慣地想說“軟、懶、散”，幸好頓住了沒把這句不合時宜的話說出口：“要是總這樣馬虎，還怎麼搞偵察呢？”

屋裡沒有人響應他的激動，段興玉也沒有說下去。現在工作上普遍沒個章程，丟了梢拿個別偵察員是問也不合理，況且外線工作受場所、氣候、光照條件、技術水平和敵人測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丟梢漏梢的現象也難免有所發生，而且從那一兩天外線處的表現看，段興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靠他們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贊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卻沒有對他有絲毫滿意。在那次會議以後，幾次點著名地批他：“我可不贊成你把我們外線處的大好形勢說得一無是處。事實，什麼叫事實？恐怕是我們衡量事實好壞的眼光不同、標準不同吧。”

甘向前後面的這句話，任何一個“文革”前參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員都不難揣摩出其中的鋒芒。他們是被砸爛的舊公安局培養出來的人，也許的確是習慣拿過去的眼光來看現在的事物吧。而在這方面，甘副局長向來是敏感的，並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個科長算什麼，在那天的會上，當著馬、紀這兩位“文革”前舊市局當權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樣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對革命工作當然要負責，我同意，可問題就在於，要是真的丟了梢，給革命工作帶來了損失，我看，究竟該由誰來負這個責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負責吧！我們可不要再走舊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敵縱敵’的覆轍啦！”

一討論工作就扯到舊市局的老帳上去，就像小孩兒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尋對手的痛處駕一通，馬局長也只有鐵青著臉，不能再說一句話了。會，一直僵到中午，最後還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間辦公室，給市委第一書記劉亦得撥了個電話，討來了“聖旨”，像小學生背書似的給他們宣讀了兩遍，才算結束了這個木愉快的僵持。

劉書記的指示，當然是支援甘副局長的，總共十六個字：“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迅速取勝，保衛批鄧！”這兩年自從樣板戲（杜鵑山）的臺詞用了韻白之後，連領導們作指示也動不動就押韻了。

捕了徐邦呈，審訊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長全盤接管，而在審訊方略的確定上，馬局長被架空不能插手；紀真也只是有心無口，妥否都不敢說話的；段興玉自己當然就更顯得其人微言輕了。一夜之間，他從這個案件的主管科長變成了無事一身輕的閒人，簡直有些百無聊賴了，他只好給自己安排了個差事，同大陳一起到H市去查那張地形圖。等他們從H市趕回來，徐邦呈差不多已經審結了，他只能從擔任記錄的小陸嘴裡，知道一點審訊的情況。

小陸是帶著明顯的敬佩口氣，向他敘述徐邦呈被突破的過程的。

“甘局長還真是老經驗，三繞兩繞就把那小子給繞過去了，逼得他沒話說了。”

“怎麼繞的呢？”

“一條一條給他擺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麼人接頭，接頭要訊號機幹什麼用？要地形圖幹什麼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進速出，速進速出用不著帶那麼多東西、那麼多錢；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長期潛伏，長期潛伏這點東西這點錢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學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過專門訓練，絕不是負有一般性的任務，這麼不惜工本地潛入進來，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當前我們國家的反右鬥爭也觸動了國際反動勢力的痛處，他們不會無動於衷。甘副局長後來乾脆跟這小子講明瞭，政治陰謀不交待清楚，別想矇混過關！”

段興玉幾乎要拍桌子叫出聲兒來了：“這是典型的引供，是審訊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靜地問：“甘副局長還怎麼問的？”

“反正是一條一條把這小子想鑽的空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