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君當然明白了，周志明連撒謊都不會。

“好吧，”她笑笑，“那你們去吧。”她知道自己臉上的笑一定比哭還難看。而周志明卻像是有些不過意了，還給她出謀劃策：“那櫃子你叫小陸幫你拉，你託他辦事，他準高興。”

“行。”她敷衍地微笑著，喉嚨裡卻發成。

他們在路口分的手。儘管還木到九點鐘，她卻盼著他能說：“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麼也沒說。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進門，姑媽就放下手裡的毛線活，問她：“吃了沒有？這麼晚你上哪兒去了？”

她心煩意亂，不想多說話，走到圓桌邊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兒了？”

“加班。”她皺著眉頭哼了一句。

“瞎說，剛才你們單位的人還來找你呢，你根本沒加班。”

“誰來了？”她端著暖壺的手不由停住了。

“還是那個，胖胖的小夥子，原來是你們同學。”

“來幹什麼？”

“他沒說，反正他說你沒在機關裡。君君，現在社會治安這麼亂，你在外邊亂跑什麼？還跟我說假話，再這樣我可要給你爸爸媽媽寫信啦。”

嚴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強笑笑，“沒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進自己的屋子裡，坐在桌前，百無聊賴地拿起一本書，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會兒，她便什麼事也幹不下去了，心裡騷動不安。

桌上的小圓鏡裡，映著她的臉，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額角，這像個男孩子的眉毛福相，還是悲相？

她應該說是一個福女，命運給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許不該再這樣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農村的夥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還在大田裡荷鋤耕作，在烈日下車水溉苗嗎，大概已經和他們的知識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了。

而她，被生產隊推薦進了工廠，又被工廠推薦進了大學，參加公安工作不到兩年，她就搞上了311這種貨真價實的大案。這種尖端案件連那些久經世面的老偵察員們也會為之技癢的。

想想，處裡那一大堆“文革”前畢業的老大學生，還木就一直是紮在那些平凡、繁瑣、甚至是枯燥的基礎工作中，度過了最值得留戀的青春歲月嗎？什麼敵情研究啦，線索查證啦，檔案清理啦，資料建設啦，積年累月，默默無聞地幹著，而這些年，又只是搞運動，被整，整人，然後就是逍遙，讓人心灰意懶的逍遙。比起他們，她還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農民的夥伴和埋身於平凡的老同志，對他們她只有敬佩，但在人們的眼睛裡，在人們的議論中，她確是成了一個“幸福的小妞兒”，是吃著甘蔗上樓，節節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說找的那個幫忙送書櫃的人，找了沒有？”姑媽把頭探進來，說了一句，又縮回去了。

幫忙送書櫃，誰呢？她是決計木會去找小陸的，沾上他的人情，來日拿什麼還？姑媽扯出的這句話，又勾上她的煩躁來。

她，真的是一個“幸福的小妞”嗎？如果一個妙齡女子在應有盡有之後，唯獨在感情上得不到滿足，她能夠說是一個幸福的人嗎？不，她認為不能。她忘記是誰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愛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沒有這一半，生活就會有難以彌補的缺憾。”這話是實在的。

她的這一半在哪兒啊？

她一向認為自己在感情上是個粗線條的人，她不習慣苦心觀察和分析別人，甚至也懶得去認識和體會一下自己，她沒有，也不想有林妹妹式的那種細而又細的靈性與傷感。像現在這樣，讓自己停頓下來，安靜下來，專門地，去回顧過去和窺探未來，在她還是從未有過的習慣。在她的記憶中，周志明給她的第一面印象，除了那張報中看的勝之外，幾乎什麼也沒有留下。周志明跟不熟的人是不愛說話的，不像科裡、處裡的其他小夥子們那樣，在她初來乍到的時候，或譁眾取寵，想引起她的注意；或俯首送媚，以博得她的好感；或故作窘呆，以換取她的同情，那幫人有意無意之間使的小手段，她不但心中了了，而且有點厭煩，但那個時候，她也並沒有想到自己最後竟會愛上一個當時她毫無一顧的人。不，她並不看重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上了他在業務上受培養受重視的地位（這一點不管年輕幹部們是否公認，反正老同志背後都是這麼評定的），她對周志明的最初的好感只不過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