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公有程度越低，國民待遇就越低。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這麼多民私企業戴著國有企業的“紅帽子”隱蔽生存，就是為了躲避這種所有制歧視。為什麼建國後工人的地位最高？就是因為國有企業是完全的國家所有。而農民就稍遜風騷了。農民吃虧就吃虧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中國農民如果象蘇聯農民那樣完全實現了集體農莊化，那各種待遇恐怕也會好得多。但就是因為中國農民不爭氣，達不到高度公有化的程度，所以，中國農民的地位自建國以來節節下降。到了今天，農民的地位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都一落千丈。中國政權的主要內容“工農聯盟”實質上已經名存實亡。

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居民享受著比農村居民高得多的福利待遇，改革開放後所享受到各種優越待遇仍然比農村居民多得多。這就形成了“高下相傾”的現象，農村居民千方百計嚮往大城市。可以說當今中國的高素質人才全部集中於大城市，人才結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狀。農村的教育基礎設施薄弱，城鄉師資分配結構極不合理，教育投資佈局也重城市輕農村，國家財政用於教育上的經費，絕大部分花在城市學校建設上。農村則基本上是依靠農民集資、攤派和徵收教育附加費來辦學。

1999年12月我在山東青島市做報告，談到城鄉二元化的問題，市團委的一位副書記補充說，80年代為什麼鄉鎮企業蓬勃興起，主要是當時農村積攢了一批人才。從此之後，農村的人才不斷外流，導致鄉鎮企業人力資源接濟不上，創造精神和創業資源缺乏和枯竭，這也是最近幾年鄉鎮企業後勁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鄉差別的實質，是一個國家的財富資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財富資源不僅包括實物資產，更包括人力資源。也就是說農村的貧窮還有知識和人才的貧窮。當今的中國，凡是有能力的人沒有願待在農村的。幾十年來，農村的智力資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頭腦聰明的，都透過考學進入了城市，凡是有點門路的都透過招工、投親等渠道湧向城市。最後剩在農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曲茵同志寫在《黨風月刊》2001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特別能說明改革開放前後農村的人才狀況。我讀了這篇文章好象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學時代。文章這樣寫道：

“接到＇高中＇錄取通知書那天我很興奮，全鄉只錄取了兩名。當晚我在昏暗的油燈下給母親看那小小的紙片，那是1979年8月裡的一天，那一年我15歲。高中的校園坐落在＇遼寧建平＇縣城邊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世外桃源一樣。它是全縣人的驕傲擁有一流的教師隊伍，高考升學率連續幾年在80％以上。那裡有著一些最好的老師，敬業，愛學生，教學水平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們是不會去那窮鄉僻壤的。他們改變了許許多多山村孩子的命運。1981年，我們參加了高考，全班除了一名同學因身體原因沒有考上外，其餘全部進了大學，北京、上海、廣州哪都有。我考得不好，在班裡好象排在第35名，被遼寧大學錄取。短短几年間，我們家先後有五個人從這裡走了出去，小弟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

建平縣在遼寧省最西邊的朝陽地區，看看地圖就可以知道這個偏僻地區的貧困情況。但在那個時候，此縣高中的考大學錄取率能達到80％，說明此地的教育水平與發達地區並沒有拉開多大差別。應當說在80年代以前，由於毛澤東時代實行的上山下鄉運動和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政策，使農村裡聚集了不少優秀人才。一些農村中學的教師都是從城裡重點大學裡畢業的尖子人才，這使那些農村中學的升學率一點也不亞於城市。這種狀況對改變一些農民子弟的命運起了很大作用，對減少城鄉差別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實際上在文革期間，人們掛在嘴邊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消滅城鄉差別”，“縮小三大差別”。改革開放之後，這句話已被人們早已忘到腦後邊去了。因此，在今天，社會上重新泛起對“文革”的回憶，是可以理解的。

清華大學的青年教師曠新年同志在他那篇“毛澤東的遺產”一文中這樣寫道：

“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學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學期的學費分別從1。5元到7。5元，而今天則是從幾百元到幾萬元。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免費完成了大學教育。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學的機會。同樣，如果沒有鄧小平，我則會失去上大學的機會。毛澤東時代，在中國所進行的主要是基礎工業、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建設，尤其過分偏重於重工業，相對來說忽視了糧食、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