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賦予的行政制度方式。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城鄉差別，但卻沒有中國的戶籍制度和人口分割。因此，我這裡所講的二元化是中國特有的用社會行政制度固化的社會形式和經濟形式。勿庸置言，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近現代的工業化程序中，都會出現現代意義的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但中國的二元結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化體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鄉差別是在建國後搞計劃經濟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下形成的，說到底，是冷戰和理想主義的產物。

為了趕超西方強國，中國不得不依靠農業積累原始工業資本。50年代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使農業利潤被國家最大限度地拿走。據《中國經濟時報》一篇文章記載，從1952年到1986年，國家透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鉅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約佔這些年間農業所創造價值的18。5％。另有估計，在1978年之前，農民透過“剪刀差”每年向國家提供二三百億元的貢獻。即使是改革開放後的1991年，農民因“剪刀差”因素而減少的收入也有136億元。

計劃經濟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制度保障是戶籍制度的實行，禁止農業人口的自由流動。自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之後，中國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和遷徙便結束了，中國城市與鄉村在物質基礎、文化水平特別的社會福利待遇上的差別逐漸拉大。改革開放之後，這種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有繼續加劇之勢。目前，上海市的人均收入現已達到1萬多元，而西部某些地區的人均收入僅1000多元。建國初期我國城市與農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2倍，今天最高與最低的差距已經拉大到10倍。

差別不僅表現在人均收入和物質生活方面，還表現在福利、文化生活方面。以1987年的數字資料來看，這一年城鎮職工人均勞保費達237元，還不包括各項補貼，而農村每個勞動力僅12元，城鄉差距為20：1。在醫療衛生方面，城鎮居民不僅有公費醫療，還有良好的醫院服務設施，而農村人看大病只有奔大城市大醫院一條路。本來收入就少，卻要奔波往返於城鄉之間，醫療成本要比城市高許多。

中國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不僅阻止了城鄉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在城市居民與農民之間也築起一堵無形的隔離牆，甚至連城鄉男女相愛和通婚的權益也受到實際限制。兩種結構中的人享受著不同的待遇，不要說在醫療保健等方面，就是在就業方面，城市裡的人下了崗需要政府幫助再就業，而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卻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二元結構的最大問題是一個社會中的人民在經濟文化各方面不能整體性地均衡發展，一部分群體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明顯地高於另一部分群體。這種情形導致現代化在一個國家中出現斷層，即一小部分人實現了現代化，大多數人卻與現代化無緣。社會經濟和社會消費出現斷層現象，社會生活也帶有明顯的差別。不僅如此，中國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結構還帶來了生態和環境問題，擴大了的國民素質差距，還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傳播。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產出已佔整個國家的65％，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達50…60％，但戶籍制度卻幾乎沒有多少鬆動。之所以這種戶籍管制難以鬆動，主要是城鄉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有著較大差別，更主要的是，戶籍制度仍然是將農民排除在社會保障範圍之外的一個重要障礙。城市居民在失業後可以享受失業金或領取最低生活保證金，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社會保障的各種好處，但農民對這一切都無緣。中國的社會福利待遇波及不到農民。

經過縝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國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除了與趕超戰略有關，還與所有制優劣觀念有關，與公有制崇拜有關。說到底，中國二元結構的實質是一種所有制的歧視。對於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國家賦予的國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對於集體經濟的農村居民，國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對於個體私營，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滅就不錯了，怎能列入社會保障和福利的範疇。說到底，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大二公”思想的產物，是中國極左思想的產物，是空想共產主義的產物。

分析到這裡，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建國後中國國民待遇差別的一條主導線索，即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國民待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