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這種熱鬧和喧譁，甚至還引發了一場小小地市場經濟革命：趁著這個機會，許多地方原本很冷清的驛站忽然轉型為周邊村落的趕集場所，大夥一邊打聽訊息一邊做買賣。

這裡面的原因倒是很簡單，北方人民之所以這麼激動，主要是因為此次出征的軍人幾乎全數來自北方，各路野戰兵團、涵蓋各種民團、壯丁在內，約莫有七十多萬人馬，按照這個數字推下來，安徽、山東、河南、直隸等幾個行省幾乎村村都有人出征，要知道戰陣之上那都是生死在天，誰也不想自己的親人朋友就此埋骨他鄉，因此關注的力度當然要大上許多。

當然，除了這一最直接的原因之外，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大漢帝國的封建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做得有大有成效，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荒蕪無主的土地分配、以及土豆、紅薯、玉米等新作物的馴服和推廣。幾年下來，北方一片安定，氣候良好，幾乎年年豐收，廣大農村的丁口戶冊統計和口糧保障工作大體完成，流蕩、拋荒、逃難等大股流民流竄事件基本上已經杜絕，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帝國的合法統治已經得到了全社會各個階層地一致肯定，並且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和榮譽感，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聽聞官軍收西南”，自然是要“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而長江中下游地區那就肯定沒有北方人民這麼順貼了，當然這裡並非是說南方人民有異心，這裡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戰爭終究未過去很久，基本上可以算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