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寧願讓自己的酒莊被大火燒掉半邊，也不會向緊鄰的羅斯柴爾德家借水泵。實際的情況是他試圖掩蓋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這些掩蓋起來，是因為如果被當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會代價。德·傑爾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這種代價，當他參與賽馬俱樂部的總裁競選時遭遇了失敗，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時候會表示對那些有一半德國血統的國際大資本家的支援，而德·傑爾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這樣的資本家的一個代表”。這讓公爵感到很無奈：

阿爾方索·羅斯柴爾德這些人儘管從來不談這件令人討厭的事情，但從他們內心深處來看，與所有的猶太人一樣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個法國人去偷盜或者謀殺，我不會僅僅因為他是法國人，就覺得有義務去為他洗脫罪名。但是猶太人從來不承認他們的一位同胞是一名賣國賊，儘管他們對此其實心知肚明，但他們對這種可怕的後果漠不關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次可惡的選舉）。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類似態度。當一位名叫伯納德·拉扎雷的猶太記者出版了一本支援德瑞夫斯的小冊子時，他立即遭到了亞歷山大·澤夫斯在《共和先鋒》上的反擊，說他是“羅斯柴爾德陛下的一名忠實的仰慕者”。

這樣的情況在英國也存在。1900年6月，戴維·林德賽在他的日記裡記錄了他參加“由艾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和羅斯伯裡共同為迎接威爾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莊園舉行的盛大聚會”。林德賽宣稱：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10）

在這座宮殿裡的猶太人，數量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我曾經認真研究過反猶太人的問題，一直希望制止那種不光彩的運動：但是當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爾、帕鵬伯格、拉斐爾、薩遜以及這個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時候，我的感情變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覺不公，同時我覺得，順便提一句，我對魯格爾和杜魯蒙特——約翰·伯恩斯（工人領袖及未來的自由黨內閣部長）所說的猶太人就是附在我們文明中的絛蟲這樣的說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賽繼續接受去瓦德斯頓和特靈的邀請。金融界的非猶太銀行家偶爾也會發出類似的感慨，儘管他們沒有辦法不與猶太人進行交易。在維多利亞晚期的小說裡，有大量有關猶太金融惡棍的生動描寫：特羅魯普的小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裡粗俗的梅爾摩特不是以羅斯柴爾德為原型寫的，但是格拉姆塔爾男爵肯定是不會錯的——“偉大的法蘭克福百萬富翁”略帶“一點點外國口音”；在查爾斯·勒維爾的《達文坡特·鄧恩》裡面的那家在政治上無所不能的“公司”也確定無疑。

英國和法國在反猶太人主義上的差異在於，英國似乎更多地給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發洩空間，而給右派的相對較少。當杜魯蒙特還是一個屢遭挫折的正統宗教衛道士的時候，那些明確抨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英國作家大多是像約翰·伯因斯那樣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似的新自由主義者。對這部分內容做了最好說明的是約翰·裡夫斯的書《羅斯柴爾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統治者》（1887年），該書給出了一個典型的結論：“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屬於哪一個固定的國家，他們是世界的他們不屬於哪一個黨派，他們時刻準備著獲取財富，不管是以朋友還是以敵人為代價。”4年之後，《工人領袖》宣稱：

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們是在這個世紀以來歐洲所發生的數不勝數的麻煩和災難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透過在那些從無過節的國家之間挑動戰爭來為自己積累大量的財富。無論在歐洲的什麼地方出現麻煩，那裡馬上就會有戰爭的謠言四處流傳，人們的心理就會因為對劇變和災難的擔心而發狂，這個時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長著鷹鉤鼻的羅斯柴爾德就會在離騷亂不遠的某個地方操縱他的把戲。

或許，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黨人J·A·霍布森，他是經典著作《帝國主義：一項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個時期很多的激進作家一樣，霍布森認為波爾戰爭是由“一小撮國際金融炒家所引發，他們主要是德國籍的猶太人”，他們“隨時都對全球的熱點虎視眈眈他們的收益不是來自於真實的產業成果，甚至也不是來自於其他的產業，而是來自於對相關公司的創立、推廣和金融操縱。而且毫無疑問的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這一小撮人的核心”。確實，在後來的日子裡，霍布森的立場脫離了這種在論戰中支援更為正統的反對資本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