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全神貫注地聽他說話，敬愛的爸爸和我聽他講話真的是一種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現也不會破壞這種愉悅。”列昂內爾也明顯地對迪斯雷利熱情了起來，因為他已經距離頂峰不遠了。在1867年進行的改革辯論的過程中，兩個人明顯地走得很近，議會結束後也經常一起吃飯，並交換相互的政治信念。這些信件中的語氣表明了幾乎完全沒有政黨政治那樣的摩擦存在：迪斯雷利肯定沒有拿財政部長對待反對黨議員的那種態度來對待列昂內爾，而與此同時，列昂內爾在他倖存的信件中的政治評論也是如此中立，以至於如果僅從這些評論來看，很難推斷他的政黨傾向。只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迪斯雷利才會顯得含糊其辭。例如，在1867年8月，他“在星期六的內閣會議結束後來訪，但是，”夏羅特很失望地注意到，“爸爸盡了最大的努力也無法突破這位大人物的冠冕堂皇——他就是不跟爸爸透露一個字，而且改革法案的命運仍然很不明確”。梅耶也對這一時期迪斯雷利勇猛的領導風格印象深刻，其程度與他的侄子納蒂幾乎別無二致。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4）

當迪斯雷利最終獲得了可貴的首相職位的時候，瑪麗·安娜馬上把這個訊息告訴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而且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馬上寫信表達他們對這位“非凡人物”的勝利感到高興。儘管面臨少數派政權存活機會不大的現實，列昂內爾對德稜給予了嚴厲批評，因為後者在《時報》上攻擊新當選的首相。迪斯雷利很坦誠地告訴列昂內爾他有關於內閣組成計劃的打算，儘管他的立法計劃仍然使他頗費思量。對於愛爾蘭教會問題，列昂內爾在1868年3月的時候這樣說道：“我懷疑他還沒有拿定主意，而且改革法案將會因勢利導。”“還沒有人知道，”他在兩天後又補充道，“迪斯雷利將要怎麼來保證獲得勝利。”列昂內爾非常積極地透過“洩露”反對黨的打算的訊息來盡力協助迪斯雷利。“昨天，迪斯雷利是我們唯一的訪客。”他在3月9日告訴他的妻子，“他沒有告訴我們什麼，但是想要知道所有的報告。當我告訴他，他們（他的自由黨資源）說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會在愛爾蘭問題上反對他時，他說他提出的任何提案都會得到每個人的支援。我建議他組織一些有趣的晚會。”當迪斯雷利在1868年的選舉中被擊敗的時候，列昂內爾仍然給予了支援。“在那個偉大的議會鬥爭中，您幹得非常漂亮。”他在次年的3月寫道，“如果潮向稍有更改，就會為您提供更多展示您的雄辯和才能的機會，而我們將會永遠分享您的成功，感受您珍貴的個人友誼，這種感情無論在什麼場合下您都向我們展示。”作為一種標誌性的舉動，他以迪斯雷利的小說《羅泰爾》中一個人物的名字來命名一匹賽馬，這部小說是在他的選舉失敗之後匆匆收的尾，而安東尼則提供了“大量的野雞，還有一些兔子”。

在迪斯雷利成為反對黨的時候，他們的關係仍然維持著原來的狀況。迪斯雷利在1870年的時候，至少三次被邀請到匹克迪利148號，而且還有其他型別的社會接觸。他為康斯坦絲的一本書提供了關鍵的構思，而當他自己的房子無法居住的時候，艾爾弗雷德為他在倫敦提供了住房。“請您同意在這間屋子裡待些時間。”夏洛特於1873年9月在加奈斯貝里寫道，“希望您儘早到來，儘量留下來多待一些時間，起碼要待到10月1日之後，因為這是我們盛大的齋戒日以及贖罪日，這樣我們所有人才會更加高興，而且也備感榮幸。”除了熱情好客，列昂內爾總是能提供來自其他政治渠道的有價值的新聞。比如，內部關於《自由法案》內容的資訊，或者德稜計劃在《時報》上發表的社論。“羅斯柴爾德男爵是自由黨人，”迪斯雷利在一次內部通氣會上對布萊德福德爵士說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情。”迪斯雷利在1874年重新掌權之後，自由黨人擔心迪斯雷利會搶在他們之前授予列昂內爾貴族爵位就不足為奇了。

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之間在那些年間的親密友情怎麼評價都不會誇張。有種說法（儘管不是十分準確）認為他被看做是家族裡的一員，特別是他的妻子瑪麗安娜在1872年去世之後。當漢娜在1878年嫁給羅斯伯裡的時候，是迪斯雷利送走了她；而當首相在12月份立遺囑的時候，他指明納蒂與他的律師菲利浦·羅斯爵士一道作為他的遺囑執行人。在列昂內爾去世後一年的6月，他的兒子們在回覆迪斯雷利的弔唁的時候告訴他，他們的父親“把你看成是‘他最親愛的朋友’”。很難想象出在晚年的日子裡，還有誰會比他走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