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露拜訪的原因）。只是在蘇伊士運河股份矛盾爆發之後，這些會面表面上看起來才停止了——儘管列昂內爾仍然透過格蘭威爾偶爾傳過一些不很重要的話。

甚至在蘇伊士問題之後，格萊德斯通仍與列昂內爾的妻子夏洛特保持了一種超越熟人的關係。在1874年，他把自己的肖像畫送給了她，一年之後，他在日記裡記下了與她“關於信仰狀況”的一段對話。這引發了雙方不斷的信件往來，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8月份，夏洛特送給他一套由猶太作家寫的《聖經》評述，顯然是為了幫助他進行他的理論研究。夏洛特在丈夫死後對此表現得興致不高，但是格萊德斯通繼續到加奈斯貝里去拜訪她——這些拜訪被她的兒子描述成是“我最敬愛的母親在病倒之前最後的樂趣”。夏洛特在1884年辭世。儘管他們的政治信念各異，他和納蒂在1884年和1885年還是經常一起吃飯，並且在他的第三次任期內，也經常在其他的很多場合碰面（主要是討論埃及問題）。走出辦公室之後，他在晚宴上依然很受歡迎，並且在1891年2月訪問了特靈。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3）

格萊德斯通在與納蒂的妻子艾瑪恢復了他早先與她的婆母所進行的學術性通訊上也沒有感到有任何不便。比如在1888年8月，他寫信給她，要求她幫助探討“關於《摩西法典》與其他同時代或古代體系就其道德和社會層面領域進行比較這樣一個很流行而且也能有很多理由進行說明的話題——而比較之後得出的結果很顯然對《摩西法典》非常有利。”艾瑪對神學沒有興趣（她喜歡討論英國和德國文學），但是她顯然很高興能被這樣一位大人物所青睞，並且盡她的所能幫助他找到共同的立場。為了感謝他送給她的一本有他簽名的他的《聖經》研究的專著，她評論說：“儘管我們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基督徒和猶太人對那些神聖的《聖經》教義的忠誠都是一樣的，對此，正如您說的，‘它們用中立的方式武裝我們，把那些爭鬥帶來的相互傷害從我們的身上清除！’”兩人對歌德的熱情也為通訊提供了新的話題。格萊德斯通同時也與費迪南德和他的妹妹艾麗斯，以及康斯坦絲和她的丈夫塞瑞爾·弗勞爾保持著社交聯絡，他還在他的第四個以及最後一個任期內為塞瑞爾·弗勞爾爭取了貴族身份和新南威爾士總督的位置。在1893年，安妮也高興看到這位大人物。在給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很高興地描述了“當他說到那些可恥的土耳其人的時候，他的那張老臉被憤怒和火光點亮”。讓那些激進的報紙錯愕的是，格萊德斯通儘管這一時期與納蒂在政治見解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他還是在同一年接受了訪問特靈的邀請。而納蒂和艾瑪在1896年對哈沃登的回訪表明，政治問題在當時被迴避了。這次訪問之後，艾瑪和格萊德斯通的通訊中討論的話題是一棵白樺樹最大的樹圍。似乎格萊德斯通先生和她的丈夫最後終於找到了兩人共同的熱情所在——樹木。

然而，這些持續不斷的個人接觸也無法掩蓋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格萊德斯通的政治信念的不同。簡單地說，這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迪斯雷利之間獨特的親密關係不無聯絡。在他早年的日子裡，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曾在他的小說裡描繪了他們之間的浪漫關係，而且經過長期的培養，讓列昂內爾獲得了對法國鐵路進行投機的一次良機。這些並不成功，而且迪斯雷利的財務狀況——一大堆混亂的債務以及高利貸利息的支付——在19世紀50年代末期達到了最糟糕的狀況。應該強調的是，與當時的傳言相反，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給他任何救助。1862～1863年間，一位名叫安德魯·蒙塔古的有錢的地主給他提供了幫助，而且還安排購買了迪斯雷利所有的債務，獲得了5�7萬英鎊，以哈根登的3％做抵押，這就很顯著地減少了迪斯雷利每年的支出。在此後不久，他從布萊基斯·威廉斯夫人處繼承了3萬英鎊，這是一位虔誠的年邁女士，他贏得了她的信任和青睞；另外，他還從他的小說中獲得了大約2萬英鎊。有人聲稱在迪斯雷利死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他的侄子科寧斯比繼承之前付清了哈根登的按揭款，但是我們找不出他們這樣做的明顯的原因。

在早前的日子裡，與迪斯雷利過分的熟悉曾經導致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蔑視——不只是因為他對他的父輩信仰的特異態度。然而，到了19世紀60年代，他的政治立場高尚到足夠使不敬讓位給欽佩。夏洛特在改革法案期間的信函反覆對他的政治能力進行稱頌。“迪斯雷利先生讓人覺得非常和藹可親。”她在1866年很有特點地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