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使我能夠在議院透過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說我能夠做到迪齊今天又說，我們有很大的機會透過，我們已經②原件看不清楚。他們在我們的提案二讀時不再反對我們，而是支援我們，他已經近了他的全力——他是這樣說的。

列昂內爾對這個說法的反應是，詢問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約翰尼（羅素）和柯吃飯”，但是：

他很明智地拒絕了，說他以部長的身份出席會破壞聚會的氣氛。我很高興我問過他，他怎麼也不能說我們輕待了他。我告訴他，我們非常渴望能及時讓皇室批准我們的提案，以便我能夠在今年內獲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騙子。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沒有承諾任何具體的事情迪齊太太在梅耶家吃飯，又重複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說迪齊為我們做了多少事，而且因為我們不相信他說的這些，他有一次發了很大的火。

列昂內爾敘說這些遭遇時所持懷疑態度的弦外之音，不應該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時候沒有盡全力。恰恰相反，必須考慮德比開出的苛刻條件。在列昂內爾進入國會後，他們兩個人表現出的親密關係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懷疑迪斯雷利的真誠。儘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並沒有放棄他的“種族”。

劍橋的教育

把這一時期發生的允許猶太人進入國會的正面交鋒與允許他們進入劍橋學習的事實上的欺瞞進行比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這個問題也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起到了先鋒作用。事實上，他們在劍橋化解那些宗教限制的計謀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解釋他們遇到上院的強硬態度時為什麼會如此小心翼翼。對他們在這兩個案例中所採取的計謀進行比較，確實很有啟發性。

應該強調，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本不需要去劍橋，更用不著去牛津，這種需要遠小於他們對下院席位的需要。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羅斯柴爾德孩子的教育問題一直是一件比古代英國公立學校和大學可以提供的內容更繁複龐雜的事情。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依靠私人教師和將孩子送到海外去完成他們絕大部分的學業，以優先確保他們能夠保持家族的多語言傳統。至於說銀行業務的學習，所能採取的就是到一家銀行學習。如果說劍橋還能提供點什麼的話，就是從佔據優先位置的家族生意中讓他們稍微分點心。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加關注的是女兒的教育——不像公立學校和大學，一直到20世紀末主要關注的都是男孩的教育。安東尼的女兒康斯坦絲和列昂內爾的兒子納蒂花費幾乎同樣的精力把德語灌輸進自己的腦子。特別是夏洛特，她在女兒和侄女們的正規學習上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倡導者。然而梅耶進入劍橋這件事開了一個先例，讓夏洛特決定她所有的兒子都應該效仿。問題是猶太人的地位在劍橋仍然是一個灰色地帶：從規定上看，在1856年之前都不可能被授予學位，他們因此也不能成為學校的正式成員——除非他們願意履行由各個學院對本科生安排的參加禮拜活動的義務。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6）

奇怪的是——不像歸順誓言——雖然這從本質上看是基督徒的責任，但對於這些責任，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準備從原則上去執行，而他們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動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梅耶在19世紀30年代基於以上觀點參加了三一聖堂的禮拜；而且當阿瑟·科恩屬於梅耶母親那邊的表親，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內爾在補選中取得了對曼納斯的勝利——進入到劍橋念數學時，他認為類似這樣的安排是可行的。透過J·阿伯爾·史密斯——一位最活躍的列昂內爾的政治支持者，他們試圖去說服基督教科學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爾為阿瑟·科恩對禮拜堂的規則做些調整，理由是（像卡特梅爾說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沒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條是什麼。”梅耶也告訴卡特梅爾：“科恩先生準備好了在學校禮拜堂參加禮拜活動。”然而，主事卻沒有被說服。他認為，掩藏科恩的信仰，“會破壞社會的善良誠信”，而“科恩先生祈禱時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對根本的精神實質卻懷疑和拒絕，這讓我的感情無法接受，並且與我的是非觀相左”。

對於梅耶來說，這將會“直截了當地將一個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劍橋大學教育的大門之外”。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奧裡直接找到了阿爾伯特王子——時任大學校長，要求他將科恩的事交給瑪格達萊尼主事處理，他同時也是溫莎的主任。來自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