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每一封感謝信。在提交給男爵之前，對每份申請的所有資訊都必須透過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男爵信得過的拉比進行調查，每條資訊都要進行登記，並逐字逐句地抄錄到一本書裡。

對每份申請都如此謹小慎微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當申請資助的量大到用這種傳統方式根本無法管理的時候，特別是當從東歐移民過來的窮困猶太人的數量大量增加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對像列昂內爾這種處理幾百萬業務的人，期望他親自去處理那些像他在1850年給“為貧困的外國人建立救濟所基金”捐贈幾百英鎊，或者兩年後他的叔叔阿姆斯洛讓他捐給法蘭克福猶太人女子學校的類似金額這樣的事情，就顯得有點荒唐了。因此，大量的這類工作開始被委託出去。在倫敦，阿希爾——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博士，1866年後當選為大猶太教會的秘書長——按照當時某媒體的說法，成為了列昂內爾的義務“私人慈善代表”，虛擬的“紐科特‘慈善部’經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巴黎，費多回憶起了“一間特別的辦公室，有幾名僱員在那裡專門記錄資助申請，對申請進行研究，收集這些申請資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