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被很嚴格地遵守著，康斯坦絲在她1861年的日記中做了記錄。她的母親路易莎在1857年發表的安息日演講，比如有關誠實、家庭和睦、和慈善等內容，很多都包括在當代的聖公會佈道書裡：

主啊，您讓我感到如此幸福，您在您的成千上萬的生靈中如此寵愛於我，賜予了我如此多的祝福，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足以表達我對您的感激之情。我只能祈求您使我樂善好施，對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充滿憐憫之心，使我遠離自私自利，使我不會只考慮自己的好惡。主啊，請您讓我永遠不要忘記，給飢餓的人以食物、衣不蔽體的人以衣物、痛苦的人以慰藉，只要我還有能力和辦法去這樣做，否則我將不配享受您對我如此慷慨大方的仁慈，不值得您對我如此的厚愛和呵護。榮耀歸於我的上帝，阿門。

由於在這樣的一種宗教氛圍中成長，因此路易莎的女兒們像她們的母親一樣喜歡去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禮拜也就不足為奇了。更加不同尋常的是，夏洛特成長於法蘭克福那種非常守舊的氛圍中，居然也有類似的傾向。在她給兒子利奧的信裡顯示，她經常參加非猶太人的宗教儀式和活動。作為地主，她認為她沒有理由不參與到自己地區聖公會教堂的事務裡。她在1866年聆聽了牛津主教在艾克頓教堂（靠近加奈斯貝）裡典禮上的佈道，她坦承她被他的彌撒給迷住了，但倫敦主教在伊令的一座教堂裡所做的同樣的事情就沒有給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在這方面，她並沒有顯得太獨特：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在捐贈蒙特莫爾地產時對牧師的任免進行了直接的干預，促使一名牧師離職。“我希望”夏洛特說道，“差異可以得以解決，因為在宗教活動活躍的時候，基督教牧師與猶太人捐助者間的爭吵總是讓人感到不快。”夏洛特被英國天主教的時尚世界所吸引，鑑證了（時間跨度正好一年的時間）一場天主教義賣活動，由曼寧大主教主持拿撒勒教堂典禮，在肯辛頓的加爾默羅修道會禮拜堂以及在慈善修女會教堂舉行兩儀式。在每次活動中，她都要回請這些天主教朋友，比如洛西恩夫人和林德赫斯特夫人。

夏洛特總是把她在這些場合中的所見所聞與猶太人聚會禮拜的情況做比較，比較後得出的結論並不總是有利於她自己的信仰，因而她會出現比較強烈的批評傾向。在出席猶太免費學校的頒獎儀式時，她覺得：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3）

我被那些參加典禮的各色人等之間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這些人有猶太學生、主教、資助人、朋友和來賓，他們也參加過（天主教）慈善會的類似活動艾德雷博士（可能是總拉比的兒子赫爾曼，貝斯瓦特猶太教堂的首席牧師）簡單講了幾句話後就匆匆離去，就好像房間裡面有什麼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猶太教堂的A·L·格林拉比，他同時還是替她頒獎的人）從側門逃也似的離開，沒對任何人說半句話。沒有一個來賓，一個很大的空間裡擺滿了空椅子。我一個人就霸佔瞭如此大的地方，讓我感覺無地自容，我寧願退到唱詩班附近的一個角落裡。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現的禮儀、絢麗的儀式，他們的各種做法、各種優秀的做法是那麼高貴和莊重，而我們，則根本沒有人來費這番心思。

按照這個說法，一切都變得十分明瞭了，因為它清楚地表明瞭基督教組織曾經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申請過經濟資助。這些申請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師就說服夏洛特為他在布羅涅特福德的學校捐出了50英鎊。

這同時也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主要還是透過慈善工作來保持他們對宗教事務的影響力，男性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顯的方式長期存在著。在維也納，安瑟爾姆在每個工作日的上午9點30分從瀏覽那些申請資助函開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決定給每個申請人的資助金額；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動物園散步的時候，都有一名銀行的職員跟隨，給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發硬幣。在法蘭克福，雅各布·羅森海姆是威廉·卡爾的“乞丐事務秘書”，但威廉·卡爾仍然自己對資助事宜做決定。他的兒子這樣寫道：

每天晚上，通常是20點或是21點，我父親都會到位於法爾伽斯的辦公大樓去面見男爵，有時候是去格魯內博格，親自將一份由我母親認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請資助人名單交給男爵。這些申請來自整個猶太人圈子，由每個國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來自東西方的福利組織推薦。根據每個人的具體情況，由男爵親自決定他認為合適的金額。偶爾，他還會很愜意地閱讀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