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的氣力。可是，戰爭果實的收穫者，竟出乎鮑羅庭和加侖的預料，不是武漢，而是反武漢

的蔣介石。

河南戰役的作用主要是將馮玉祥軍從潼關接應出來，而馮玉祥這注琺碼此後竟然加在蔣

介石那方面，使寧漢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時的馮玉祥，原視奉張為寇仇；

主張革命內部合作，繼續北伐，消滅張作霖。等到他已出潼關，握有河南等省地盤；他就覺

得赤化之嫌，會不利於他的政治前途；軍事實力，才是可靠的憑藉。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選

擇乃偏向於蔣介石，這是意料中事。

在馮玉祥看來武漢已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六月一日，四川軍閥中實力最雄厚的劉

湘，宣佈就任蔣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總指揮之職，以楊森為前敵總指揮，聲言出師討伐武漢；

並獲得貴州軍閥周西成等的支援。而武漢方面自夏鬥寅叛變後，長江上游的防務已是非常空

虛，現在又受著劉湘的軍事威脅。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蔣介石的壓力和汪精衛態度轉

向的影響，實行遣送中共黨員出境。在中共影響下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

學生會等團體均遭軍隊檢查；中共黨員主辦的南昌《民國日報》亦被封閉。武漢政府和中共

遭受這些紛至沓來的打擊，更使善觀風向的馮玉祥覺得，沒有為人分擔痛苦的必要。

反之，蔣介石的勢力卻如日方中。譬如盤據山西多年的閻錫山一向在北方處於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北伐軍光復武漢以後，他的代表即奔走於寧漢一帶，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通電服從三民主義，這自然

大大增加了蔣的聲勢。而且閻錫山在馮玉祥看來，是一個最具實力的鄰舍，如果他與他的鄰

舍唱起反調，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馮玉祥在未出潼關以前，並未表明他的態度，他在武漢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視同仁的

進行聯絡。他在武漢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鳴鐘。當時熊斌在武漢就向人表示過：

“我們同南京要甚麼有甚麼，可是向武漢要甚麼就沒有甚麼。”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蔣能供給馮

所需要的金錢，而武漢則無力供應。

馮玉祥在出潼關以後，口裡喊的間或仍有“共產國際萬歲！”的口號，但實際上則已傾向

於反共了。他曾到過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難中直接得到了蘇俄的實際幫助；這自然是為了實

現他個人抱負之故。但時移勢易，他又覺得蘇俄的幫助，不僅已非必要，且將因此對外受到

打擊，對內自討苦吃。拋棄革命理想，改弦更張，是現實主義者必然的歸趨。在這一點上，

蔣介石是先進，他和汪精衛不過步其後塵罷了。

河南戰役勝利之後，武漢政府要人們與馮玉祥約定於六月十日在鄭州舉行會議。會議結

果又促進了武漢的分共。汪精衛的反共理論與馮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這次會議上匯成一股

洪流，沖垮了國共合作。再由馮玉祥與蔣介石接觸，形成了寧漢合流的趨勢。那時，中共中

央鑑於形勢險惡，對鄭州會議已不感樂觀。汪精衛等人的趨向已經顯明瞭；馮玉祥的動向如

何則還沒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後的努力，試圖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準我到鄭州去、我說明：“我的任務是到河南去佈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組織能在地下生存，

並設法查明鄭州會議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響鄭州會議，不致過分損及我們。”政治局

認為我的任務是艱鉅的，但不妨一試。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為我特備的專車。京漢路當時受著戰火的破壞，沿

途阻礙甚多。但我因與京漢路工人們是“二七”罷工的老戰友，得著他們的特別協助，以較

快的速度，於九日下午到達了鄭州。鐵路工人們預先借妥隴海路的辦公大樓，作我的臨時行

館，併為我佈置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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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的專車和馮玉祥的重要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