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的英勇奮鬥精神。關於中共中央改組問題，我們都認為陳獨秀確是消極了，不能再任書

記。其餘中央委員應沉重的引咎自責，誓願戴罪圖功，才能繼續擔負領導的職責，才能汲取

失敗的教訓。我們覺得這樣的態度和決定，才能兼顧到道義和現實。這也是我們和即將到來

的羅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場。

不料這次談話竟掀起了極大波濤，影響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後的一些動向。

後來羅明那滋從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見，因而我被他視作眼中釘—即是除陳獨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號右傾機會主義者。瞿秋白是應當將我的意見翻譯轉知羅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說

法則不得而知，至少他沒有表明和我共同負責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關係從此惡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上，一向與我意見相左，也許我那強調道義的說法妨礙

他的現實作為，因而他主動的和我背道而馳。從此中共這兩位僅次於陳獨秀的人物大倒其黴，

我成為共產國際最不放心的反對派，接連不斷的受著打擊，被逼不得不脫離出來。瞿秋白雖

然一時得勢，究竟有點出處不清白，何況又被逼盲動起來，不僅不能贏得信任，也從未解脫

掉被人懷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見獨裁確是害盡蒼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羅明那滋來到了漢口。當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談，這是我有生以來印象

最壞的一次談話。羅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奉命來糾正過去共產國際人

員和中共中央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種種錯誤，並指導中共工作。接著他並不詢問我們目前的

實際情況，立即宣稱：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現在共產國際決定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不能再任書記，甚至要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你們兩人如能擺離線會主義，仍可參加領導工作。現在如不首先反對機會主義，別的事情是

談不上的。

我問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錯誤，他大致是這樣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棄了在中

國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例如它否定了共產國際六月一日武裝工農的指示，又自動解

除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種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為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

分子所盤據，缺乏階級意識和革命的堅定性，對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很久以來都是機會主

義的加以曲解。現在共產國際不能信賴那些動搖的知識分子，要大膽的提拔一些堅定的工人

同志，擔負中共的領導工作，並使他們在中共中央佔多數。

羅明那滋這番話，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覺得他的指責是與事實不符的。至少這種錯

誤的責任，不應當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產國際和它的代表也應分任其咎。在我看來，

也許是他太年輕了，他的氣質似是十月革命後的紈絝子弟，態度有類於沙皇的欽差大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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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太輕視中共的知識分子，我們這些人並非完全經不起革命的考驗，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

的農奴。

我抑制住我的憤怒，向他說：這樣說來，機會主義的錯誤應由整個中央政治局負責，我

們這些委員都應引咎辭職，或者推出轅門斬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來組織一個新的中

央。我們的談話陷於僵局。瞿秋白在那裡說些調解性的話，似乎是希望我們不各走極端。

於是我撇開這個問題，另提出一個須要緊急處理的事件，請立即討論。我向他們報告，

據剛才從九江來的人密報，周恩來同志等認為我和他所擬議的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可以實

現。參加暴動的，預計為葉挺部賀龍部和第三軍中的朱德的教導團等。他們要求我們立即指

示暴動的方針，如領導暴動機構的名義、政綱、組織和應採取的策略；並要求中央動員各地

工農力量，響應南昌的行動。他們要知道蘇俄是否會予南昌暴動以實際的支援，他們急需蘇

俄軍事顧問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