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出來；有些重要問題還要預擬出解決的方案，提出討論透過，才能把握時機。這些事往

往非彭澤湘所能勝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爭議。我這個中央代表有時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著我因事沒有參加會議時，會議就不能獲致圓滿結果。

湖北區委會領導不夠健全的現狀，曾引起一些區委委員的不滿；資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稱的陳潭秋就曾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不滿陳獨秀派些經驗不足的留學生來任象湖北區委書

記這樣繁重的職務，認為這是不信任老幹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為湖北區

委書記。我雖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漢來，自然可以彌補這個缺陷，現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舉。但陳潭秋仍徑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議，而被中央接納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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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於十一月間又兼任了湖北區委書記的職務。這項工作佔了我最大部分的時間，我不僅要注意

政策問題，而且要處理繁雜的日常工作。

當時武漢的要人們，開會忙，宴會忙，演說忙，蔚為一種風氣，中共的幹部們也不例外。

眾多的革命機構和民眾團體的主要人員，不僅各有它本身開不完的會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

聯席會議；有些要人們幾乎終日就只夠忙著開會了。“普海春”這個座落在漢口江漢路的大酒

店，是當時要人們宴會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裡參加兩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會。他們於酒醉飯飽之後，高談闊論一番；有些重要問題，也就在這種場合交換意見，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說不僅成為風尚，而且內容是愈左愈好；連工商界的老闆們演說時，

也會高呼“世界革命萬歲”！但這些會議宴會演說等，不免多系空談自誤，缺乏實際內容。我

參加這場合算是較少的；一般說來，中共湖北區委會的工作較之其他的革命機構，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漢佔領後的初期，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只是開始階段，還不為人所注意。至於

當時的職工運動，則極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軍佔領漢口後的一個星期，一個工界懇親

會即假國民黨漢口市黨部舉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餘人，代表一百多個工會。北伐軍總司令

部、總政治部、前敵總指揮部、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市黨部等重要機構，都派有代表參

加。會議決定了三項重要議案：一、懲辦工賊；二、催促各工廠從速開工；三、組織湖北全

省總工會。又決定第一二兩項請總政治部負責辦理，第三項則由各工會負責進行。中共方面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項英、許白昊等重要工會領袖，發揮著領導作用。

上述三點決議，確也是當時職工運動的當務之急。湖北的職工運動經過吳佩孚的“二？七”

鎮壓，工會組織業已破碎，從前的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事實上也不存在了。繼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領導的一些工會秘密小組。有些過去的工運領袖在吳佩孚威迫利誘之下屈服了，其

中還有些為吳佩孚做破壞工會的工作，即所謂“工賊”。當時最著名的一個工賊是郭聘帛，他

有國民黨黨籍，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團聯合會的一個重要職員，在“二？七”罷工後，

紛傳他已成為吳佩孚的鷹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領袖受到殺害。眾怨所積，郭聘帛終

由總政治部逮捕了。懲辦工賊是工會方面極重視的事，當初總政治部根據蔣氏的意旨主張寬

大；可是不少工會領袖曾向總政治部力爭，郭聘帛因而卒被處死判④。

催促各工廠迅速開工，更是不容易解決的事。當時武漢的工廠企業，有的已經停工，有

的減產，有的勉強維持；這種經濟不景氣，確也是戰時所難免的狀況。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廠

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工廠企業更難經營。總

政治部除了運用政治壓力，催促各工廠開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當時軍需浩繁，

財政當局只能設法增加一些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