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和葉挺團部的一些中共同志們舉行會議和分別談話。據他們告訴我，獨立團從五月

間進到湘南以後，先後曾經過八次重要戰役，雖有相當重大的傷亡，但每次都獲得輝煌的戰

果②。該團與第四軍第十師第十二師一直在右翼作戰，擔任著主攻的任務。他們以擊敗吳佩

孚而自傲，覺得第四軍較之其他各軍出力最多，戰鬥成績亦最好。在攻城戰中所受損失，正

在力謀補充之中。

他們一致稱讚中共所領導的湖南工農運動。指出他們在進軍途中，沿途都有農民歡迎他

們，農民組織曾供給他們必要的運愉隊，協同他們作戰，為他們帶路和供給情報等等。所遭

受的傷亡，很快就得到補充；安源礦工入團參軍的就有約四百人，水口山的礦工和各縣農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戰鬥兵的數量有增無減；最難補充的倒是中下級的幹部。他們還說到

第四軍的其他各團在湖南也得到工農群眾的類似協助。

幾天後，該獨立團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戰中，續有重大的傷亡；使葉挺團長大為激動。

任獨立團參謀長的周士第同志趕來漢口，驚惶失色的告訴我，葉團長並未報告師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嘆息著說：“獨立團傷亡如此重大，似乎無人愛惜；實在無法再幹下去了。”

我當即指出在戰爭緊張時期，私自離開部隊是違犯軍紀的；作為一箇中共黨員，有這種行動，

也是違犯黨紀的。不問這種行動基於甚麼理由，都是不許可的。

中共黨員能否避免承襲一般軍隊不守紀律的惡習，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驗。我一面囑咐

周士第暫行代理團長職務，一面用種種方法去把葉團長追回來。約一個星期後，葉挺終於回

來了。我要求他在獨立團的中共黨員會議上，公開承認違反紀律的錯誤。葉挺照這樣做了。

接著我在獨立團約五十名中共黨員的會議上講話，著重指出軍紀黨紀的重要性，要求他們在

這方面做一切軍隊的模範；愈是擔任重要職務的同志，愈應以身作則。葉挺同志現在趕回來

了，也承認錯誤了，一般同志仍應照常信任他，服從他的指揮。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對於當

時具有中共黨籍的軍人同志的修養，自是重要的一課，而且中共對獨立團的領導也因而加強

了。

我們對於當時北伐軍兵源的補充盡了一切力量。獨立團的損失固然迅即得到補充，對其

他各軍，兩湖的中共組織，亦不斷的動員工農群眾予以接濟。這些表現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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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國慶那一天，武昌城終於克服了。守將劉玉春被俘，他的部隊全部

被繳械。這個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糧食日盡，外援已絕，而革命黨人在城內外的種種活動，

又使敵人失去堅守的信心。當日清晨，敵軍一部開城投降，因而沒有發生嚴重的戰鬥，這個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復了。以武漢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當天跟著部隊進到武昌城內，會見了陳潭秋等中共湖北區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時所

派來做暴動工作的餘灑度等那一組人。戰後聚首，歡欣逾恆。據他們告訴我，他們被困在城

內約四十日，做了許多秘密散發傳單、貼上標語佈告、傳佈北伐軍勝利等等訊息，又曾策動

軍警投降。餘灑度等還投過幾次炸彈，擾亂人心。守軍為內外交逼的革命聲勢所懾，遑遑無

主；即對於城內的國共兩黨人士的破壞行動，也不敢過分鎮壓。因此，只有少數人被捕且均

在收復的當天就安然出獄了。同志們多以能在武昌城內為北伐盡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區委會於武昌克復後，仍集中到武昌城內辦公。當時，武昌是由第四軍衛戍的；

漢口則由唐生智部駐守。中共與第四軍比較接近，覺得他們是老牌的革命軍，湖北區委能設

在他們所衛戍的區城之內，心理上總覺得較為放心。湖北區委辦公處設在一條被沒收了的遺

產的弄堂內，街名我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弄堂中有幾所房屋，都是由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