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氣氛。天空灰濛濛的。有一群鴿子在微風細雨中，傾斜地繞著圈兒，從空中傳來一陣陣嚶嚶的鴿哨。另一群鴿子則停留在一排紅房子的屋脊上，跳來跳去。我仰起頭，望著它們，羨慕它們的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它們顯然並不在乎整個天空是如此的木然陰鬱，並不在乎中國城的髒亂。

我在東方文化書店裡逛了一會，便去一家名叫糖潮的臺灣口味的飯店吃飯。那是我很喜歡的中餐館。它的炒菜、小吃和飲料都非常可口，生意很好。可惜那餐館很小，吃飯人很多，我只好排隊。

一個書生模樣個子不高的華人排在我的前面。他要去買份中文報紙，便跟我打個招呼。我請他也替我買一份。他回來後，把報紙遞給我。可我沒有足夠的硬幣零錢，就給他一元紙幣，他不肯收我的錢，“算了，沒關係。”

輪到他就座時，服務員得知他和我都是一個人，說座位緊張，就安排他和我共用一張桌子，我們答應了。我們倆就報上的中國新聞聊了起來，互相問起各自在幹什麼，來美多久了。我們交換了名片。他是洛克菲勒醫學院生物教授，名叫李之白，已拿到終身教職。我肅然起敬。從經歷來看，我估計他35歲左右。可他看起來很年輕，從相貌上看最多剛30歲。我問他：“拿到博士時，你才20幾歲吧？”

“27歲。”他高中畢業趕上中國開放，大學畢業就第一批公派留學。人的命運就是如此，起點就不公平。我30歲才剛到美國攻讀學位。

說起來我們還是校友，他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我算了一下時間，我進哥倫比亞大學時，他已畢業了。不過，我們一下子因此變得親近起來。人是很奇怪的東西，共同的懷舊或類似的生活軌跡會讓人產生莫名其妙的親近感。所謂老鄉、老同學，甚至只是都在某地旅遊過，都會促使人由陌生變得親近。人的心理，實在有它自己的世界。

他想起來要打個電話。“對不起。我要給我妻子打個電話。”他走向飯店公用電話亭。

回到座位上，他告訴我，他妻子是他大學同學，也是生物學高材生，哈佛大學的博士。兩人都在世界最著名的《科學》《自然》和《細胞》等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他妻子在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任教，也拿到了終身教授的職位。兩人平時週末才見面小聚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

“你們就這樣過下去了嗎？”

“有什麼辦法呢？多少人羨慕我們，這麼年輕兩人都已是終身教授。可是，天下好處不可能都讓我們撈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美排名第一，比哈佛大學都強。我妻子不捨得放棄那職位，希望我能去那裡工作。可是，我不喜歡霍普金斯大學所在的那個城市巴爾地摩。跟紐約相比，那裡簡直是鄉下。除了做研究，一點都市生活的文化品質都沒有。雖然，巴爾地摩離華盛頓首都開車只有一個小時，可是華盛頓的文化生活和紐約比，也實在相差很大。好在巴爾地摩離紐約不遠，開車４個小時就能到。故我們是週末夫妻，這對我們家庭生活沒什麼影響。我們倆都是事業心很強的人，平時都忙於工作也沒多少時間。”

“這樣，就很難有一個完整的家，對嗎？”

“我們已習慣了。週末夫妻更好，小別如新婚，不會因為平時日常小事心煩。現代資訊那麼方便，有事打電話通電腦就行。通常都是我去巴爾地摩。有時太忙趕東西，我們週末就不見面。我妻子手下僱傭了好些人。你可能知道，名牌大學裡競爭非常白熱化，即使你是終身教授，如果你的研究專案不出成果，意味著你再申請專案時，就沒人給你。沒有專案，就沒有錢，那麼你就得把你用的實驗室交出來，給申請到專案的教授或研究員用，因為你手下僱傭的人、實驗室裝置和管理等等都是算在你的預算開支裡的。這種感覺很難受，就像被掃地出門，是終身教授又怎麼樣，你臉上無光。”我很理解李之白說的最後兩句話。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親眼看見一位教授被迫把實驗室交出去，難堪極了。後來，那位教授就離開了學校。

李之白聽說我是心理醫生，非常驚訝：“我從來沒有碰到任何一箇中國大陸來的人在這裡做心理醫生的。我看過的心理諮詢的醫生要麼是精神病醫生，動不動就問我的家庭病史，家裡有沒有人患過任何一種精神病；要麼是社會工作者，濫芋充數。”

“不能這樣說。精神病醫生和心理醫生都研究人的心理，只不過是精神病醫生更多地從病理包括家庭基因遺傳來探討人的精神病即不能正常生活的心理變態，而心理醫生更多地從人的個性發展和成長環境來研究人的心理活動，其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