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安瑪先後生下女兒米雅和米安後，我們全家去米山家探望她們。田麥也去了。我才知道她認識米山一家，才知道雅文因姐姐雅娟的關係和田麥成了好友。

我和田麥單獨談了好一會。她和李之白分手後，倆人沒見過面，直到李之白垂危，她趕去見了他一面，也就是我在李之白病房裡見到她的那一次。至於她沒參加李之白的葬禮，田麥說她不是沒有夫妻一場的情意，而是那樣的氣氛會讓她更加傷心。她很難接受這樣的事實。更讓她痛苦欲死的是李之白把艾滋病毒傳染給了她，“之白髮現自己攜帶艾滋病毒，是他聽說蘭德患了艾滋病死去之後去檢查才知道的，那時我們都已結婚這麼多年了！”田麥說到這裡已泣不成聲，心裡像被挖開了一個洞而隱隱作痛。

我給她遞去手巾紙。她唉聲嘆氣告訴我，她已做過檢查，證實自己被李之白感染了。她已離開了霍普金斯大學，調到一家生產抗艾滋病毒藥的新澤西藥廠。她緩緩地抬起頭：“柳醫生，我在霍普金斯大學是研究艾滋病毒、給學生上艾滋病毒課的教授！您可能知道，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美國排名第一。美國最著名的公共衛生學院裡一個研究艾滋病毒的教授的丈夫居然死在艾滋病之下，而且自己是病毒攜帶者！這不是天大的諷刺和笑話嗎？如果說出去，我在同事和學生面前都沒臉見人。”

死亡的陰影如巨大的黑雲壓在田麥的頭頂，她眼睛裡露出悲痛的神色。她萬分傷心地說：“真沒想到我來美十幾年的奮鬥最後是這樣的命運！”她現在每天都吃藥，是目前市場上最好最貴的藥。她所在藥廠研製的新藥，她用在自己身上先試。

我挺為田麥難過，理解她內心深處的疼痛。她實在是無辜受害者，一個犧牲品。李之白1982年夏末來美，他和男人有性生活在那年秋季就開始了。他和蘭德的第一次做愛是那年聖誕節除夕午夜。李之白很可能在那段時間即1983年之前就已被感染上了。當然，也不排除他是在這之後被傳染的，因為只要有一次不小心或沒采取保護措施，就有可能被傳染。

我問田麥：“那你怎麼知道他攜帶了艾滋病毒？在這之前，你對李之白是同性戀者沒有察覺到一點蛛絲馬跡？”

從田麥的回答中，我可以斷定她對李之白同性戀生活知道的很少。也許她得知真相後並不想知道細節，知道了會使她更痛苦更難受。不過，她很想知道和理解為什麼丈夫會成為同性戀者。她對我說：“對一個人能愛上另一同性，我不覺得不可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愛也就是對一個人有感情，迷痴。但是，兩個同性在一起性生活，我沒法理解。我是生物學家，可是在這點上我是小學生。”

我跟她半開玩笑：“李之白不也是生物學家嗎？他為什麼會是位同性戀者呢？他在世時，你可以直截了當地問他。”

我給田麥解釋，同性戀現象普遍存在，只是物以類別而人以群分，我們不知道罷了。人類最大的悲劇，是不能理解自己。不過，很多不理解的東西，人們做得都不差，而且世代相傳，如婚姻和宗教。我研究的心理學，和所有學科一樣，是在不理解中開始尋求答案的。這個過程，可能很漫長。同性戀從古希臘到今天一直都有，然而要理解它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同性戀是受外國影響。其實在中國，根據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遍查史料考證，幾乎每個皇帝都有同性戀物件。中國同性戀者不見得比西方少。古代春秋有“餘桃”、漢代有“斷袖”、戰國有龍陽君等同性戀現象的記載。從魏晉南北朝到宋、明、清，男色極盛。古典文學作品裡也有這樣的描寫，如《紅樓夢》和《品花寶鑑》。中國現在不再把同性戀列入精神病，但公開同性戀者極少。這是正常的。即使在美國，人們會在工作單位談論丈夫或妻子，同性戀者卻不會隨便談其愛人同志。同性戀者在西方某些國家獲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也只是這十來年的事。

田麥聽了我這麼詳細的介紹，心情好些了。她說，從人道和誠實的角度來說，對同性戀的寬容是一個好現象，至少公開的同性戀者不會去隱瞞和欺騙家裡人，比起那些害怕公開而和異性結婚致使配偶終身被矇在鼓裡或痛苦一輩子，要好得多。

我給她推薦了好幾本有關同性戀的書，包括弗洛伊德的《愛情心理學》和國內出版的李銀河博士的《同性戀亞文化》以及網路小說《北京的故事》。

一個月後，田麥讀完那些書，給我打電話，談了她的看法：“柳醫生，謝謝你推薦的那幾本書，對我很有幫助。雖然我研究艾滋病毒，但我只從生物角度去研究，而不從社會和心理的範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