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嚴格要求自己。只有這樣我才有權利懷念敬愛的死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小端端（1）

一

我們家庭年紀最小的成員是我的小外孫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現在七歲半，念小學二年級。她生活在成人中間，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講話常帶“大人腔”。她說她是我們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話可能有道理。在我們家連她算在內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學離家最早。下午放學回家，她馬上擺好小書桌做功課，常常做到吃晚飯的時候。有時為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她吃過晚飯還要溫課，而考試的成績也不一定很好。

我覺得孩子的功課負擔不應當這樣重，偶爾對孩子的父母談起我的看法，他們說可能是孩子貪玩不用心聽講，理解力差，做功課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錯了又重做。他們的話也許不錯，有時端端的媽媽陪孩子複習數學，總要因為孩子“頭腦遲鈍”不斷地大聲訓斥。我在隔壁房裡聽見叫聲，不能不替孩子擔心。

我知道自己沒有發言權，因為我對兒童教育毫無研究。但是我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總覺得灌輸和責罵並不是好辦法。為什麼不使用“啟發”和“誘導”，多給孩子一點思索的時間，鼓勵他們多用腦筋？我想起來了：我做孩子的時候，人們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責罵和灌輸；我學習的方法也就是“死記”和“硬背”（誦）。七十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要求於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記和硬背，用的方法也還是灌輸和責罵。只是課本的內容不同罷了，豈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學生功課負擔之重，成績要求之嚴格，卻超過從前。端端的父母經常警告孩子：考試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聽見也膽戰心驚。我上學時候最怕考試，走進考場萬分緊張，從“死記”和“硬背”得來的東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記得在高中考化學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試前我大開夜車死記硬背，終於得到一百分，否則我還畢不了業。後來雖然畢了業，可是我對化學這門課還是一無所知。我年輕時候記性很好，讀兩三遍就能背誦，但是半年以後便逐漸忘記。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強記是沒有用的。

幾十年來我常常想，考核學習成績的辦法總得有所改變吧。沒有人解答我這個問題。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給帶進考場考核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績。這是“革命群眾”在考“反動權威”，不用說我的成績不好，鬧了笑話。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愛人蕭珊也被“勒令”參加考試，明明是要看她出醜。她緊張起來，一個題目也答不出來，交了白卷。她氣得連中飯也不吃。我在樓梯口遇見她，她不說一句話，一張蒼白色的臉，眼睛裡露出怨恨和絕望的表情，我至今不會忘記。

我還隱約記得（我的記憶力已經大大地衰退了）亞·赫爾岑在西歐亡命的時期中夢見在大學考試，醒來感到輕鬆。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幾歲還給趕進考場，甚至到了八十高齡也還有人找我“命題作文”。那麼我對考試的畏懼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們談起端端，也談起學校考試和孩子們的功課負擔。對考試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一致認為，減輕孩子們精神上的負擔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朋友們在一起交流經驗，大家都替孩子們叫苦，有的說，學習上有了進步，身體卻搞壞了；有的說：孩子給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思想上毫無生氣；有的說：我們不需要培養出唯唯諾諾的聽話的子弟意見很多，各人心裡有數。大家都願意看見孩子“活潑些”。大家都認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沒有人反對改革。可是始終不見改革。幾年過去了，還要等待什麼呢？從上到下，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把孩子們當做花朵，都把希望寄託在孩子們的身上，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必須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過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二

也還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學校考數學，交了卷，九點鐘和同學們走出學校。她不回家，卻到一個同學家裡去玩了兩個小時，到十一點才回來。她的姑婆給她開門，問她為什麼回家這樣遲。她答說在學校搞大掃除。她的姑婆已經到學校去過，知道了她離校的時間，因此她的謊話就給揭穿了。孩子受到責備哭了起來，承認了錯誤。她父親要她寫一篇“檢查”，她推不掉，就寫了出來。

孩子的“檢查”很短，但有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