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之法是認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對“造反派”的訓話、勒令和決定句句照辦。西彥不服，他經常跟監督組的人爭論，他認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卻認為磨練越是痛苦，對我們的改造越有好處。今天看來我的想法實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卻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對“造反派”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動的”作家。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我、也引導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這說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亂，誰也不正確。我說可笑，其實也很可悲。我自稱為知識分子，也被人當做“知識分子”看待，批鬥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綻”來了：把我們當做奴隸、在我們面前揮舞皮鞭的人其實是空無所有，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許奇怪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寫了幾十年的書嘛，總還有那麼一點“知識”。我現在完全明白“四人幫”為什麼那樣仇恨“知識”了。哪怕只有那麼一點“知識”，也會看出“我”的“破綻”來。何況是“知識分子”，何況還有文化！“你”有了對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繳械不可。其實武器也可以用來為“你”服務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須把“你”的“知識”消除乾淨。

六七、六八年兩年中間我多麼願意能夠把自己那一點點“知識”挖空，挖得乾乾淨淨，就像掃除塵土那樣。但是這怎麼能辦到呢？果然從一九六九年起，我那麼一點點“知識”就作怪起來了。迷藥的效力逐漸減弱。我自己的思想開始活動。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還有“工宣隊”、“軍代表”他們特別愛講話！他們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裡，聽在耳裡，記在心上。我的思想在變化，儘管變化很慢，但是在變化，內心在變化。這以後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開始感覺到做一個“奴在心者”是多麼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沒有改變，我仍然低頭沉默，“認罪服罪”。可是我無法再用別人的訓話思考了。我忽然發現在我周圍進行著一場大騙局。我吃驚，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滅。我浪費了多麼寶貴的時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謹慎，因為我害怕。當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誠跪拜的時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虛偽，我的恐怖增加了，愛說假話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無論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透過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這種場合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漸漸地脫離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換句話說，我不是服從“道理”，我只是屈服於權勢，在武力之下低頭，靠說假話過日子。同樣是活命哲學，從前是：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們怎樣收場！我又記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蕭珊用來互相鼓舞的那句話：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蕭珊逝世，我卻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編造假話，用假話騙人，也用假話騙了自己，而終於看到假話給人戳穿，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這便是“四人幫”的下場。以“野蠻”征服“文明”、用“無知”戰勝“知識”的時代也跟著他們永遠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的《神曲》，因為我懷疑“牛棚”就是“地獄”。這是我擺脫奴隸哲學的開端。沒有嚮導，一個人在摸索，我咬緊牙關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為了贖罪，卻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艱難地走著，不怕三頭怪獸，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發女怪，不怕赤熱沙地我經受了幾年的考驗，拾回來“丟開”了的“希望”①，終於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別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雖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還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還能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動亂的十年，多麼可怕的一場大夢啊！

六月中旬

致《十月》（1）

《十月》雜誌創刊三週年，編輯同志來上海組稿，說是長短不論。我答應試試。我想談談關於編輯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感情激動起來，連寫字也困難，看來文章是寫不成的了，那就隨便談點感想吧。

我一直被認為是作家，但我也搞過較長時期的編輯工作，自以為兩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點。過去幾十年中間我多次向編輯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這樣的情況：做編輯工作的時候，我總是從編輯的觀點看問題，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