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經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後在“造反派”的“引導”和威脅之下（或者說用鞭子引導之下），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透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暗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彙報》，我當時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聽說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認真彙報自己的思想，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時期，我就是隻按照“造反派”經常高呼的口號和反覆宣傳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沒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問下去，我只能回答說：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六九年後我漸漸地發現“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口裡所講的並不是他們心裡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學習毛主席的《講話》我寫了《思想彙報》。我們那個班組的頭頭大加表揚，把《彙報》掛出來，加上按語說我有認罪服罪、向人民靠攏的誠意。但是過兩三天上面講了什麼話，他們又把我揪出來批鬥，說我假意認罪、騙取同情。誰真誰假，我開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時寫《思想彙報》，引用“最高指示”痛罵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進行大轉彎。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

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什麼我也講什麼，而且做得高高興興，——這不是“奴在心者”嗎？這和小說裡的黃媽不同，和鳴鳳不同，她們即使覺悟不“高”，但她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黃媽不願意“住渾水”，鳴鳳不肯做馮樂山的小老婆。她們還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們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們並不低頭屈服，並不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她們相信命運，她們又反抗命運。她們決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抗的思想，一點也沒有。

我沒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進“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爾通才能睡幾小時。那幾個月裡我受了多大的折磨，聽見捶門聲就渾身發抖。但是我一直抱著希望：不會這樣對待我吧，對我會從寬吧；這樣對我威脅只是一種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這樣想：雖然我“有罪”，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多少總有一點成績吧。接著來的是十二月。這可怕的十二月！它對於我是沉重的當頭一擊，它對於蕭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進的作用。紅衛兵一批一批接連跑到我家裡，起初翻牆入內，後來是大搖大擺地敲門進來，凡是不曾貼上封條的東西，他們隨意取用。晚上來，白天也來。夜深了，我疲勞不堪，還得低聲下氣，哀求他們早些離開。不說蕭珊捱過他們的銅頭皮帶！這種時候，這種情況，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從此我斷了念，來一個急轉彎，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從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丟得一乾二淨。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後來分析說，我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其實我還挖得不深。在那兩年中間我虔誠地膜拜神明的時候，我的耳邊時時都有一種仁慈的聲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來我腦子裡始終保留著活命哲學。就是在入迷的時候，我還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導。在一九六九年以後我常常想到黃媽，拿她同我自己比較。她是一個真實的人，姓袁，我們叫她“袁袁”，我和三哥離開成都前幾年中間都是她照料我們。她喜歡我們，我們出川后不久，她就辭工回家了，但常常來探問我們的訊息，始終關心我們。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經死亡。我無法打聽到她的墳在什麼地方，其實我也不會到她墓前去感謝她的服務和關懷。只有在拿她比較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筆多麼深切的愛。她不是奴隸，更不是“奴在心者”。

十年一夢（2）

我在去年寫的一則《隨想》中講起那兩年在“牛棚”裡我跟王西彥同志的分歧。我當時認為自己有大罪，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