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一面大聲叫喊。有一次在家裡，我一個人睡在小房間內，沒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頭檯燈的燈泡。又有一次在幹校，我夢見和惡魔打架，帶著叫聲摔下床來，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還有些痛。當然不會有人同情我。不過我覺得還算自己運氣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幹校的時候，軍代表、工宣隊員和造反派頭頭指定我睡上鋪，卻讓年輕力壯的“革命群眾”睡在下面。我當時六十六歲，上上下下實在吃力，但是我沒有發言權。過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隊員來到幹校，他建議讓我搬到下鋪，我才搬了下來。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麼我這一回可能摔成殘廢。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半夜裡又夢見同鬼怪相鬥，摔在鋪了地毯的地板上，聲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給驚醒，我爬起來回到床上又睡著了。

好些時候我沒有做怪夢，但我還不能說以後永遠不做怪夢。我在夢中鬥鬼，其實我不是鍾馗，連戰士也不是。我揮動胳膊，只是保護自己，大聲叫嚷，無非想嚇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靈魂，很想找到一點珍寶，可是我挖出來的卻是一些垃圾。為什麼在夢裡我也不敢站起來捏緊拳頭朝鬼怪打過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確像一位朋友責備我的那樣，“以忍受為藥物，來純淨自己的靈魂”。

但是對我，這種日子已經結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附錄：我和文學（1）

——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

“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

我不善於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說，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到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這是破例的事，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問的朋友們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見也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訊息、要求同我見面，很可能問的人多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下毒手。我始終忘記不了這一件事。為了讓日本朋友進一步瞭解我，我講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於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洩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國寫成第一部小說《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當時的權威雜誌《小說月報》上發表。這樣我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過了一年半載，就用不著我自己寫好稿到處投寄，雜誌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並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惟一的長處是小說讀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夠到手的就讀，讀了也不完全忘記，腦子裡裝了一大堆“雜貨”。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鬥。那一堆“雜貨”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武器，我打仗時不管什麼武器，只要用得著，我都用上去。

前兩天有一位日本作家問我你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①　我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問：“你明明寫了那麼多作品，你怎麼說不是文學家呢？”我說，惟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彷彿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髮。

我說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說謊。

我最近還在另一個地方說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幾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辯論時就說過：長得好看的人用不著濃妝豔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醜八怪，不打扮，看起來倒還順眼些。他說：“流傳久遠的作品是靠文學技巧流傳，誰會關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認為打動人心的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這仍然是在反對那些無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語。我最恨那些盜名欺世、欺騙讀者的謊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間我寫了後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裡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